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江市省级开发区开发总公司绩效考核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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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黑龙江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黑龙江省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决定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8年8月15日黑尤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农林委员会关于检查《黑龙江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黑龙江省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条例》（简称农村三项法规）执行情况的报告。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三项法规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切实把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不断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和财务管理，特作如下决定：
（一）切实加强村提留乡统筹费总量的控制和管理。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按照抽取20％典型记帐户（个体工商户除外）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抬高或虚报。村提留乡统筹费一律以村为单位提取，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年增长幅度不得超过5％。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提取总量一定几年不变。根据中央规定，1998年的村提留乡统筹费提取额不得超过1997年提取标准，各地应重新修改预算，并落实到村屯农户。村提留乡统筹费属农民集体资金，应纳入农民承包合同管理，农民应依法缴纳。乡统筹费仍由乡（镇）经营管理部
门统一管理。村提留乡统筹费应实行预、决算管理制度，定项限额，定额包干。坚决纠正平调、挪用或挤占村提留乡统筹费的错误作法。村级学校的各项办学经费应计入乡统筹费支出范围。
（二）加强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管理。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应实行预、决算制度，纳入农民承包合同，坚持以出劳为主，不得强迫农民以资代劳。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应在本社区和受益范围内使用。农民出劳务实行工票制度，年终必须以实际出工数为基准，逐户结算，村里
不得结余工款。
全乡（镇）、全村范围特定项目的以资代劳，要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农民同意，经县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审核后，提交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三）严格控制乡村自用人员和管理费用开支。任何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或配备人员，所需经费不得向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摊派。村干部和管理人员可交叉兼职，定额补贴人员，每村不得超过3人。全村误工补贴报酬总额不得超过定额补贴报酬总额的2／3。超编人
员要坚决减下来。对现有民办教师要进行全面清理，凡超编或自用的要采取措施尽快精减。必须从严控制乡村代课教师数量，确需聘用代课教师的，须经县（市）教育主管部门考试、考核合格后批准。必须保持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凡民办转公办的，5年内不得调动；公办教师由乡、村调
往外地的，应保留乡、村学校原有的公办教师编制和工资指标。
有关部门和单位举办的由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费用的各种培训活动，须经县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批准。其收费标准必须报请县级物价部门核定，并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票据。定额补贴人员报酬，必须按法规规定执行，不得以奖金等名义，擅自提高报酬标准。应鼓励、提倡村干部
和管理人员及农民自费订阅报刊。公费为集体订阅的报刊，每村每年应控制在省有关规定标准以内，由县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控制总量。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强行向村集体和农民下达报刊订阅指标。村级的招待费用应实行包干制度。报刊订阅和招待费用超支，应由定
额补贴人员自负。
（四）坚决禁止村集体经济组织高利抬款。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以任何理由利用商利抬款垫付各种集资、摊派、罚款或兴办集体企业及公益事业。对已发生的高利抬款，应及时进行全面清理，全部纳入集体帐内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原有的集体高利抬款，从本决定发布之日起，年利
息控制在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标准以内。要积极做好单位、个人欠款回收工作，解决村集体经济的相互拖欠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因特殊情况确需拆借资金的，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解决。凡未经群众集体讨论同意，以乡（镇）、村名义向单位、个
人借款或贷款所发生的债务，不得向农户分摊。否则，由决定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五）严禁在农村进行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农村涉农收费的立项，必须经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在农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登记制度，收费项目要公布于众，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要直接到户办理，不允许在收购农副产品时代
扣代缴。在费改税之前，收缴农用拖拉机养路费应区别对待：从事营运性运输的按汽车费额的40％征收。兼营的按汽车费额的20％征收。完全从事田间作业的，免征养路费，并允许农民在春耕期间（3－5月）、秋收期间（9－11月）上路，为自家拉运生产、生活资料及农副产品；
农闲期间从事临时营运的，以月为单位，按兼营的标准征收养路费。农村宅基地属集体所有，中央已明令取消宅基地超占收费，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恢复收费。超过规定面积部分，由村集体比照承包田收取费用。中央已决定暂缓征收农村水资源费，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收
费。有关部门在农村开展保险、报刊征订等业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服务到户。办理保险手续应齐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摊派指标。各地对种植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应加强宣传、示范和引导，严禁下指标强制推行或乱罚款。制定村规民约，应
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能随意设置罚款项目。今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和乱罚款出自哪个部门，就追究哪个部门领导的责任。对非法向农民收取钱物的，农业、财政、计划、物价等部门要依照有关规定责成其如数退还，有关部门可视情况依法给予经济处罚。
（六）加强对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各级农业部门在清产核资基础上，应指导和帮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集体资产民主管理、承包经营、资产报告制度。应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资产所有权界定，凡是集体所有的资产都要进行登记，纳入帐内管理，并由农村集体资
产管理部门颁发统一的集体资产产权证书。应加强对集体资产评估、审计监督工作，县级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应尽快建立健全集体资产评估机构，全面开展评估业务。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资产流失问题应重点组织审计，对审计出来的问题应依法及时处理。要盘活集体资产，承包集体资
产时应把保值增值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承包合同。农村机动地应实行竞价承包，并加强承包收益管理。
（七）继续搞好村级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各级农业部门应对村级财务公开作出统一规范。对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应专项公开，如实公开，及时公开。农民群众有权对本村的集体财务帐目提出质疑、意见和建议，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认真、及时予以答复或采纳。村集体经济组织应
建立健全民主理财小组并赋予应有的权利；民主理财小组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理财小组中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群众代表，有专门的议事规则，充分履行职责。
（八）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贯彻农村三项法规的重要意义，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农村三项法规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决定上来。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手段，扩大社会影响，使广大农民了解农村三项法规的主要内容
，增强自觉履行应尽义务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各级领导干部抓农村工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贯彻落实农村三项法规和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上。做到一把手亲自抓，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县、乡两级领导要确保本辖区内不出现村提留乡统筹费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年增长幅度
不超过5％的村；不违反法规规定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项目；不发生因农民负担引发的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农民负担管理、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机构定编、定岗工作，财政部门应提供必要的执法经费保障。要强化执法检查，农业行政执法部门
和监察机关应及时查处各种违反农村三项法规的案件。司法部门对触犯刑律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对顶风违纪加重农民负担的，要从重从快严厉惩处。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进一步发挥监督作用，经常组织开展农村三项法规执法检查、视察活动，及时反映各级人大代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和
要求，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工作。



1998年8月15日
“一国两制”理论的国际法意义

倪学伟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深感它不仅是统一祖国的伟大理论，而且还突破了原有的国际法理论范围，是近年来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指导国际法的实践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一国两制”理论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包括“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人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邓小平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二、“一国两制”理论赋予了和平共处原则新的时代定义
列宁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一种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其基本涵义是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时期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原则），同时又赋予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原则）新的时代意义，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不仅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同时又敦促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更要和平共处，以实现国家之间和平地共存，和平地友好往来，和平地解决争端，从而使和平共处原则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和平共处原则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方针、政策的范畴，成为指导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适用于现代国际法的一切效力范围，构成现代国际法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核心。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在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同时，也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使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

三、“一国两制”理论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它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页）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同时香港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凡属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整体利益范围内的事务不得“自治”。具体说来，就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除此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如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文化、体育等领域，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享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本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基于台湾的特殊现实状况，台湾除了享有与港、澳地区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统一后的台湾不享有外交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总之，按照“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后，港、澳、台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独立权和终审权，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港、澳、台地区所固有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基于主权而自动产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的，且都不拥有外交权，不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因此港、澳、台地区不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港、澳、台地区拥有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表明，“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同时又带有复合制国家的某些特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受到非法的限制或分割，在国际法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中国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具有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