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国务院新闻办、全国普法办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司法部 国务院新闻办 全国普法办
司法部 国务院新闻办 全国普法办
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司发通〔2006〕66号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司法（厅）局、新闻办、普法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新闻办、普法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普法办，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普法办：
现将《司法部 国务院新闻办 全国普法办关于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
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继续深化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政府新闻办公室、普法办公室要高度重视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做好工作规划，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健康、有序、蓬勃开展。各互联网媒体要把法制宣传教育作为自身工作职责，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要依法办网、文明办网，确保互联网媒体成为受众获得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的重要渠道。各有关方面要积极运用互联网，推动优化网络环境，营造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良好氛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二日
司法部 国务院新闻办 全国普法办关于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
互联网是当今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的新兴大众媒体。利用互联网普及和传播法律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积极推进运用互联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水平，开创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局面，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1．利用互联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互联网是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传播渠道，与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等传播方式相比，具有信息容量大、受众广、传播速度快、开放度高、交互性强等特点，是信息传播领域中的新兴媒介。利用互联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通过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宣传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氛围，是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占领新兴阵地、引导网上舆论的具体体现。加强网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提高影响力，丰富形式和载体，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提高对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利用互联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很好。目前，全国已建立了一批法制宣传教育专业网站，多数门户网站、政府网站也都包含了法制宣传教育内容。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的来说，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的现状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公民对法律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存在着网上内容不丰富、特色不鲜明、缺乏原创性；表现形式过于单一，网络的交互性与信息媒体的多样性体现不够；网络媒体及有关部门各自为战，缺乏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合作；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投入少、规模小、影响力低等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3．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坚持依法办网，文明办网，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网上管理，确保网上正确舆论导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立足法治，广泛、深入地开展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水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4．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点。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掌握互联网这一重要舆论阵地的主动权，始终正确引导法治舆论导向。
5．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安排好、开展好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使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始终服从服务于大局，始终配合好中心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网上法治舆论氛围。
6．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坚持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社会和群众需要出发，把满足群众需要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手段，在网上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
7．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着眼于不同地域、不同部门和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创办和建设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平台时，可采取创办独立的法制宣传教育专业网站、依托大型门户网站的平台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子网站、在大型门户网站设立法制宣传教育频道或者页面等多种形式，开展网上法制宣传教育，努力追求扩大网上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的实际效果。
8．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准确把握互联网宣传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不断改进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使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始终体现时代性。
三、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
9．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的水平和能力，正确引导互联网上的法治舆论导向，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影响力，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10．通过互联网深入持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理论；深入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宣传法律的基本知识、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学习法律、相信法律、维护法律、遵守法律的浓厚氛围。
11．通过互联网深入宣传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树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以法律手段进行调节、管理和服务的观念。
12．通过互联网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成就，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法律监督、法律服务等法制建设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反映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在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方面的丰富实践。在加强对内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做好对外法制宣传。
13．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方式的独特优势，以文字、图片、音视频、动漫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开设专题专栏、举行在线访谈、制作多媒体、开办论坛等多种方式，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将纪念日、宣传月、宣传周等各种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内容整合到互联网上来，扩大宣传面，提高宣传效果。
四、努力提高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水平
14．大力开发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信息资源。提高法制宣传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益，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信息资源，根据互联网传播的特点进行分类整理后，汇集到互联网上来，满足不同阅读习惯的受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发挥网络原创作品优势，加大网络自主创作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力度，鼓励为互联网提供法制宣传教育信息内容，丰富网上内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设英文版页面，努力增加英文信息量，扩大外国受众面。
15．不断增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特色，努力提高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和艺术性。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其中，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是重点对象。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要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组织网上宣传内容和宣传活动，面向领导干部的网上内容，应当以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面向公务员的网上内容，应当以提高公务员科学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能力为重点；面向青少年的网上内容，应当以培养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为重点；面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网上内容，应当以提高依法管理、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的能力为重点；面向农民的网上内容，应当以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素质为重点。发挥互联网传播快速的特点，在第一时间将法制宣传教育内容上网传播，及时更新网上内容，超过时效的内容及时汇编整合到资料库中，确实保证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的时效性。优化页面设计和网上内容的表现形式，提高艺术性，增强吸引力。
16．组织好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时组织对中心工作和重要活动的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上法治舆论的引导作用。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要在事实准确、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及时对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报道，上网发布，引导舆论。对群众关心的问题，以群众乐于参与的形式，组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法制征文、法制动漫大赛、法制摄影大赛、法制书画大赛等形式多样的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联合传统媒体，共同举办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突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特色，增强受众参与活动的广泛性。
17．建设好互动性栏目。利用互联网互动性强的优势，通过建设和加强网上互动性栏目，引导受众参加到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来。加强对互动性栏目的管理，有效防止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在互动性栏目中出现。
18．增强服务功能。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内容应当突出服务性，使受众在接受法制宣传教育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应的服务，在得到服务的过程中接受法制教育。在网页、栏目设计安排上，着眼于服务受众，便于受众查阅检索，便于受众获取相关信息，便于受众参与相关活动，强化在线咨询、服务专区、在线访谈、数据检索等栏目的服务功能，通过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法制宣传教育效果。
五、切实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保障
19．要把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积极运用互联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保障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必要经费，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各网络媒体要把开展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作为自身的社会责任，主动做好工作。
20．各网络媒体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大兴网络文明之风，依法办网，文明办网，按照规定开展网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网上管理，为广大网民提供健康的网上信息和网上服务，营造文明网络环境。
21．加强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开展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专职工作者的培训，开展经常性的业务交流和工作研讨，提高网络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和水平。吸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较强的专业人才，兼职从事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鼓励法律专业人员志愿从事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鼓励懂法律、懂宣传、懂网络、懂外语的人员加入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队伍。
22．科学规划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充分运用现有的互联网资源，整合法制宣传教育信息内容，在各种局域网、政府网、门户网、媒体网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教育。鼓励利用已有的互联网平台，开办法制宣传教育子网站、网页、频道、版块、栏目等。
内容提要: 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此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在梳理了我国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的调查取证权现状后，阐述了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正当性，但必须遵循公权力机关干预私权利的高度谦抑性原则，从可调查的范围、调查的启动、行使方式及调取证据的出示和认证等各方面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进行限制。
一、我国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之现状
在我国，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仍主要是学理讨论层面上的概念。所谓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是指检察机关发现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时，依申请或依职权进行相关调查取证活动的权力。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9月30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办案规则》）是我国第一次对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进行规范的全国性法律文件[1]，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尝试。《办案规则》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确立了检察机关办理民行抗诉案件时书面审查原审案卷为主，调查取证为辅的原则。该规则第十八条继而具体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调查取证的四种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而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专门就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解释，对司法实践中指导意义很大，但《证据规则》没有涉及到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的调查取证权问题。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然重点修订了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事由和程序，但仍然没有规范检察院抗诉时的调查取证权。
立法上的欠缺不代表我国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在办理抗诉案件中就不需要调查取证，相反，由于立法上的回避带来了实践操作上的相对混乱。一方面，应当调查取证的却消极不作为。由于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案件中享有调查取证权，且一些地方的法院对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不予认定，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检察机关对于应当通过调查取证来纠正法院错误判决的情形，受理申诉后却简单的做出不抗诉的决定；另一方面，不该调查取证的却滥用调查取证权。有的检察人员为了片面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滥用调查取证权，喜欢把案情本身查个“水落石出”，过度干预民事纠纷当事人的私权利。甚至为了完成抗诉任务，把运用检察机关公权力调查获取的所有证据一律当作抗诉事由中的“新的证据”，并以有“新的证据”为由提出抗诉。
法律的生命不全在于逻辑，还在于经验。司法实务的困惑呼唤明确的立法。2007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结束了实务界和学界关于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存废之争[2]，检察机关抗诉作为启动再审的三种途径之一得以保留。在检察机关得以抗诉启动再审的框架下，是否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以调查取证权？多大范围的调查取证权？调查取证权如何启动？又可以采用哪些调查方式？调查取得的证据归属于谁？又如何出示？再审法院对这些证据又如何采纳与采信？这些问题变得比之前更迫切需要立法解决。
二、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之正当性与谦抑性
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恰当行使民事抗诉的法律监督权，立法层面是否需要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不应具有调查取证权[3]，因为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当事人仍是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检察机关不能代替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损害了诉讼结构的平衡，有违诉讼公正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相反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应调查取证[4]，理由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检察机关不能准确的提出抗诉，可能造成不当抗诉浪费司法资源。对于人民法院应当收集而未收集的证据，和审判人员有渎职的行为，检察机关只有开展证据调查收集，才能揭示或更接近事实真相。否定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是对举证原则的片面理解，如果忽视检察机关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能，某些证据会因各种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取得，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丧失实体公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赋予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有限的调查取证权，即立法确认其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但同时予以明确的限制[5]，将调查取证限定在明确的范围内。
笔者认为第三张观点较为客观妥当，即赋予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一定的调查取证权，确认其调查所得证据以证据资格，但同时应明确该调查取证权不是侦查权，必须从范围、启动和调查方式等方面予以限制，以防止调查取证权被滥用。
一方面，赋予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民事检察监督是对司法独立审判权的一种衡平，在我国法律监督体系中具有的独到功能，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尚无其它力量可以替代。为了让法律监督权对司法审判权形成具有足够制衡作用的“场”，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功效，就必须赋予其一系列的子权利来保障其顺利实现，而调查取证正是检察监督权实现的必要手段。首先，检察机关在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取证而没有调查，或其它当事人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自己取证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却未获准的情形下进行调查取证，有效的实现了实质意义的举证平等，这在当前我国当事人诉讼能力不成熟、举证配套机制尚不完善的形势下是对我们限期举证和证据失权制度的适度缓和与有力补充；其次，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中止诉讼等不涉及实体的程序事实，检察机关抗诉时必然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查取证，这也是减少不当抗诉的现实要求；第三，对于涉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情形，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更是对司法审判权形成了极有威慑力的监督，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行使调查取证权必须保持高度的谦抑性。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它的价值定位是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6]，法律检察监督的目的并不是民事个案的公正，而是通过对个案的介入和监督，实现对司法审判权的制衡，最终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检察机关对民事私权纠纷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其实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一种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公权力机关的特殊性,注定了其在行使调查取证权的过程中有着天然的扩张性，因此，检察机关对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必须坚持以“书面审查”为主，调查取证只是一种慎用的辅助手段[7]，是不得已才启动的“杀手锏”，而“杀手锏”必须保持高度的谦抑性。具体言之，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必须从范围、启动和行使方式、调查所得证据的采纳采信等方面予以限制，明确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取证权不同于其办理其他案件时的侦查权。
三、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范围
那么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应限定在哪些情况呢？从必要性和谦抑性均衡的原则出发，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的证据，而原审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却未依职权调查收集的。对这种情形，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8]，在审判机关未对该类事实予以查明的情况下，理应调查取证，查明是否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自不待言，实务[9]中亦得到了支持。
第二，涉及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证据。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属于职务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极具隐蔽性，不可能在案卷材料中有明显的记载和反映，申诉人一般也不能够掌握这类证据，必须经过调查，甚至需要通过专门手段才能掌握，对这类证据，只要申诉人提供一定的线索或检察机关自行发现可能存在上述违法情形，检察机关都应当积极开展调查，及时收集证据查明真相，实现维护司法公正法律监督目标。
第三，原审时法院未依职权调取的涉及管辖、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代理人权限、中止诉讼等程序事实的证据。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抗诉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作了一致规定，而第179条第一款第七至十一项不完全列举了应当启动再审的程序不当事由，该条第二款中更是对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其它违法程序情形作了兜底性规定，凸显了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原审未查明的该类程序事实证据，检察机关抗诉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以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毕竟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第四，当事人原审中已经向法院申请调取且符合条件，但原审法院未予调取的证据。该类证据通常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在当事人提出合理申请，原审法院未调查收集依法应调查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行使调查取证权，可以消除那些当事人客观上举证不能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其能够获得依法应该得到的证据，平衡了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使他们在再审诉讼中展开真正平等的辩论与对抗。这类情形下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在实务中也得到了支持，最高检《办案规则》第十七条列举的四种可以调查取证的情形，第一项即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江苏[10]等地方性的司法指导意见亦支持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第五，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即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包括证据形成来源不合法和证据本身系伪造、变造两种情形。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对上述证据提出了质疑或反驳,而原审法院却偏听、偏信了上述伪证予以定案。那么,在此情形下,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来进行判断是对原审审判人员工作失误的弥补，是非常必要的。如不进行必要的调查,就难以揭露当事人伪造或变造证据的事实,也无法针对这类错误裁判提出确有依据的抗诉，浪费司法资源。这种情形下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已为最高检《办案规则》及地方司法指导意见所规定[11]。
最高检《办案规则》第十八条还还规定了一种可以调查取证的情形，即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举证相矛盾致真伪难辩时，检察机关即行使调查取证权有越俎代庖之嫌，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也应遵循司法中立、被动性要求。“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是诉讼制度不健全条件的产物，现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是完善证据规则的必然要求。《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再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作为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当事人举证相矛盾致使难辩真伪时，原审法院判决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败诉后果，符合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规则，不应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此《办案规则》的该项规定不尽科学合理，建议将来完善。
四、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启动与行使
目前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均未对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调查取证权的启动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启动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由检察机关自己主动发动，一种则是因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此项权力的行使随意性较强，只要检察机关认为有证据没有查清核实即开展调查。
笔者认为，在调查的启动上，应当以当事人的申请为主，以检察机关的主动发动为辅，即应把启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钥匙”交由当事人，这是由民事诉讼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设立的基本目的虽然是为了监督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但客观上却影响了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主动权应由当事人来掌握，而不宜由检察机关仅凭自身好恶而为之。因为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证据时，有可能从中发现获得新证据，如果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当事人能较为认可在此情形下检察机关所获得的证据。但在审查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复杂案件或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等渎职犯罪行为时，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仍可以依职权启动调查，自行收集证据，因为此种情况下已不单涉及对当事人私权之维护，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对国家审判机构中不良因素的消除，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直接维护，理应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主动予以补救。
《办案规则》对检察机关办理抗诉案件时的调查取证手段和措施没有规范，我们认为，本着公权力干预私权利应有的谦抑性原则，检察机关应首选向法院调阅案卷，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事先听取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判明裁判的合法性。然后根据需要在调查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勘验、鉴定等手段，但不能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更不能采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在不背离检察程序维护法律统一目的去追求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可以向了解与生效裁判公正性有关情况的人调查取证。应当注意的是当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等犯罪情形时，检察机关能否直接采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调查方式？笔者认为，可以适当赋予承办检察官一定的侦查手段，但仍不可贸然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承办检察官在掌握一定线索后应移送本院反贪部门进行侦查。
五、检察机关调查所得证据的出示与归属
毋庸置疑，检察机关调查所得证据同样必须向再审合议庭举证并经当事人质证后方可作为定案证据。问题是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由谁向再审合议庭出示，即由谁向再审合议庭举证并要求质证？出示问题背后还潜在着检察机关调查所得证据的归属问题。
对于应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出于对案件当事人诉讼处分权尊重的原则，应交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向再审合议庭出示为宜，而不应该由检察机关直接出示并要求质证。有争议的是该当事人是否限于调查取证申请人？当调查取证的申请人认为该证据对其不利而拒绝向再审合议庭出示时，对方可否要求将该证据向合议庭出示？虽然再审中申请人认为该证据对其有利而予以举证后仍存在再审合议庭否认该证据甚至认为该证据对对方更有利的情形，正如一、二审程序时己方提交的证据有时反过来会佐证对方的主张或抗辩事实，但实务中确实存在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的归属的困惑。如果规定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绝对的归属于申请调取方，那申请方完全可以在认为该证据对其不利时拒绝向法庭出示，对方无权向检察机关了解调取所得证据并要求向再审合议庭出示。笔者认为，本着设立再审程序即是为了纠正原审可能出现差错的救济程序价值目标，同时考虑到当前我国诉讼当事人调查取证能力的有限性，应淡化检察机关所得证据的归属问题，而更注重科学的规范其出示程序，明确赋予抗诉启动再审后各方当事人对检察机关依申请调取证据的知情权，以便更大限度的查明案件事实。同时，基于同样的理由，当当事人不愿意出示，但再审合议庭认为该证据将影响案件审理的，可以依职权出示并要求当事人质证。
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开展调查所得的证据，应该由再审合议庭依职权出示并要求当事人质证，而不应该由检察机关直接出示并要求当事人质证，因为检察机关直接出示证据，会给对方当事人一种检察机关偏袒申请取证人即申诉人一方的司法不公正印象。出席再审庭的检察官不承担举证、质证和辩论的责任，但为保障当事人对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的知情权，彰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正当性，在再审合议庭许可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对证据的调取过程、证据来源等方面进行说明。当然这种说明不同于质证。
六、检察机关调查所得证据的认证
我们知道，为了避免严格的举证时限制度带来的实质不正义，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证据规定》肯定了在举证时限过后所提新证据的效力。新证据是对严格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的合理缓和。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对生效的民事判决依法提起抗诉，即使判决已经生效，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或当事人仍可以新证据为由启动再审程序，并请求纠正与案件真实情况不符的错误判决。由此，除了一、二审时可能出现新证据外，再审时亦可能存在应予以认定的新证据情形。现在的问题是，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可否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或提起抗诉？当事人申请或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后，该证据有作为再审定案证据的资格吗？获取证据资格的又能否采信为再审定案的证据？这正是检察机关调查取得证据的认证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依当事人申请而调查取得的证据，笔者认为应交给当事人，由其决定是否作为新证据予以提交再审合议庭。需要明确的是，不应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依据其依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提起抗诉的权力。如果准许检察机关当然的就其依申请而调查取得的证据作为新证据提起抗诉，存在公权力武断的干预私权利之嫌，过分干预了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处分权利，同时给对方当事人不公正的司法印象。因此，检察机关依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必须经当事人提交再审合议庭后方有成为再审证据的可能性。
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依职调查取证的证据，有观点认为，该类证据是支撑抗诉的依据，当然可以作为新证据提起抗诉，这取决于检察机关依职调查取证的目的。但一旦法院接受抗诉意见，裁定案件再审后，检察机关调查的证据已完成 “使命”，应当“寿终正寝”，不得在案件再审中使用，即把调查所获得的证据严格限制为“抗诉证据”。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应该承认“抗诉证据”和“再审证据”是两种不同概念，但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不是截然排斥的，它们之间不仅有诉讼程序上的相互连接关系，而且前者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后者。一般依职权进行的调查取证主要是针对关系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证据或原审法院可能存在贪赃枉法等情形而开展查证核实。当事人在案件再审阶段，对该类事实是无法向法院提供与检察机关调查证据内容相同或证明力相当的证据材料的，其原因不是他们主观不努力，而是客观不能。如果断然否定该调查取得的证据作为再审新证据，于是产生的后果是有了重要的新证据却不能举证、质证，所举证都是原审期问的老证据，抑或也有个别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证据，试问再审裁判的公正又如何保证？因此，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确实已影响到实体公正时，程序公正应当让位于实体公正，应该明确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具有证据资格。
当然这里讨论的证据资格仍只是一种抽象的证据资格，要真正为再审合议庭采纳为证据，调查所得证据仍必须符合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
取得证据资格后，再审合议庭如何采信检察机关调查所得的证据？笔者认为，再审合议庭除了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综合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外，还要充分考虑到抗诉中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的特殊性，应遵循重大性原则。所谓重大性原则，指只有该调取证据具有相当的证明力时才可予以采信。因为，再审作为例外允许冲破既判力的制度,只有在裁判具有重大瑕疵时方可启动，而抗诉作为公权力启动再审更需谨慎保持谦抑性。我国要求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新证据,必须“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也应该参照此标准从严把关。
注释:
[1]当然还有不少地方司法指导意见进行了相关的尝试，比如江苏省、浙江省的省高院和省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都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尝试进行过规范，但毫无疑问，这些司法指导意见并没有上升为司法解释。
[2]实务界，检法两家几乎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检察机关几乎一致认为，现行抗诉制度范围过于狭窄，应将抗诉范围扩充至审判的全过程，应继续强化检察院的民事抗诉权。而法院方面则多认为应当限制甚至取消民事抗诉制度，因为抗诉制度的存在使得民事审判永远不具有终局性，这与审判权作为司法权是格格不入的，同时检察部门介入民事诉讼使得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学界也是针锋相对，比如景汉朝等学者主张取消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方式，将再审程序的启动权交由当事人行使，而蔡虹等认为抗诉机制是具有正当性的，并主张从明确抗诉事由、规范抗诉期限和程序等角度完善民事抗诉制度。
[3]郑学林：“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抗诉机关不承担举证责任”，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3期。
[4]支持此观点的很多，比如张晋红、郑斌峰：“关于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权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5期；张步洪：“民行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
[5]持折中说的论者也很多，比如孙祥壮在其著作《民事再审程序原理精要与适用》第209-230页即持此种观点，再如诸春燕：“民事抗诉案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探析”，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10期。
[6]《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7]《办案规则》第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
[8]这也是学界力挺保留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的重要理由，如蔡虹等学者认为抗诉因限定为公益抗诉（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9]最高检《办案规则》、江苏、浙江等地方性《关于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都有明确规定。
[10]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当事人在原审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当依法调查而未予调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请求抗诉时再次提出申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11]最高检《办案规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江苏、证据省高院和省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也作出了相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