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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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08号


　　《辽宁省教育督导规定》业经1999年12月3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　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


辽宁省教育督导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教育督导工作，保障教育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教育督导，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中等及中等以下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的基本制度。
　　第三条 对中等及中等以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本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履行教育职责的情况进行教育督导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教育督导必须以有关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原则。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以下简称教育督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督导工作，并接受上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
　　第六条 教育督导机构承担下列职责：
　　(一)统筹规划、组织实施教育督导工作，制定地方教育督导工作制度，指导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工作；
　　(二)对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义务教育、扫盲教育的实施和巩固提高工作以及实施素质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验收；
　　(四)对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情况，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建议；
　　(五)开展教育督导科学研究，培训教育督导人员，组织信息交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六)按规定参与相关的先进评选和表彰活动；
　　(七)履行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教育督导机构内设立专职督学(含主任督学、副主任督学、督学、助理督学，下同)，具体执行教育督导公务，履行教育督导工作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任一定数量的兼职督学和特约督学。兼职督学、特约督学与专职督学享有同等职权。
　　专职督学按人事管理权限和程序任免。专职督学、兼职督学、特约督学由本级人民政府颁发督学证书。
　　第八条 专职督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教育事业；
　　(二)熟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三)具有大学本科(县可为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有10年以上教育工作经历，有一定教育管理经验；
　　(四)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勤政廉洁；
　　(五)身体健康。
　　第九条 兼职督学和特约督学除应具备第八条所列条件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担任或者曾经担任科级以上领导职务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男性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不超过60周岁。
　　担任特约督学的，还应当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
　　第十条 教育督导工作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听取情况汇报；
　　(二)查阅有关文件、档案等资料；
　　(三)参加有关会议和教育、教学活动；
　　(四)召开座谈会或者进行个别访问、问卷调查、测试；
　　(五)现场调查。
　　第十一条 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含专职督学、兼职督学、特约督学，下同)可以对被督导单位及其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提出奖惩建议；有权对被督导单位发生的违反教育方针、政策及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发现侵犯教育机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等紧急情况，有权要求主管单位予以制止，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二条 督学应当接受政治理论、教育法律和法规以及教育管理、教育督导、教育评估等方面的培训。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为教育督导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保障。
　　第十四条 教育督导的基本形式为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随机督导。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教育督导内容，制定教育督导方案，提前通知被督导单位；
　　(二)指导被督导单位自查、自评、自纠；
　　(三)对被督导单位进行检查或者评估；
　　(四)向被督导单位通报督导结果，提出督导建议；
　　(五)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督导结果。
　　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督导报告可以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教育督导机构进行检查、评估时，被督导单位以及与督导有关的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提供与督导事项有关的真实情况和资料。
　　第十六条 被督导单位对教育督导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并按照教育督导机构的要求予以反馈。
　　第十七条 被督导单位对督导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督导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督导结论的教育督导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复查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 作为评价被督导单位教育工作的依据。
　　第十九条 督学与被督导单位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教育督导工作正常进行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条 被督导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弄虚作假，欺骗督导机构和督学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三)阻挠有关人员向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反映情况的；
　　(四)阻碍督学履行职责，或者打击报复督学的；
　　(五)其他影响督导工作正常进行的。
　　第二十一条 督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撤销督学职务；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二)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的；
　　(三)包庇或者打击报复他人的；
　　(四)干扰被督导单位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对其他教育工作的督导，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因此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审判实践中往往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是否与随身携带物品密切相关和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以期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八）》背景下的扒窃行为应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前提。说起扒窃可能很多人都心领神会，但往往无法精确解释其含义。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要件一般没有争议，但扒窃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则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刑法上扒窃的前提要件，主要理由：第一，限制解释方法的必要，扒窃来源于公安民警一线的反扒斗争，其约定俗称的场景便是针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盗窃行为，提起扒窃，民众出现在头脑中的场景也是车站、商场、马路等公共场所发生的盗窃，实在难以将在公共场所以外的偷窃比，如办公室、私人住宅里面的盗窃与扒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的语义解释并未明确该前提，但作为法律用语应以合乎立法目的为指导作出扩张或限制解释，刑法上的扒窃应作出小于其语义含义的限制解释，将其限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前提下；第二，从立法本意推断扒窃的前提应是公共场所，前文已述扒窃行为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的原因是其发生在公共场所，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之外，更使得民众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因此产生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才能使不特定民众看到并感知从而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换言之这种较一般盗窃更严重程度的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方能得以彰显。脱离了公共场所，这样特定条件的盗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扒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扒窃行为的一个要件。

　　二、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本来就将这个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之所以将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不仅仅因为该行为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由于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每个人对中文顿号不同功用的理解其对本条含义也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相并列即携带凶器扒窃才是单独的盗窃罪入罪条件另；另一种观点认为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单独入罪条件，赞成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文理解释上看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可以视为罪状的一个完结式表述即可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或携带凶器扒窃的两种类型，第二、单纯的扒窃行为不具有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修正之前扒窃行为除了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或者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条件以多次盗窃加以定罪之外，都只是作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加以处理，将其直接升格为犯罪的构成条件会不适当地扩大盗窃罪的定罪范围，刑法处罚的范围也混淆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边界，第三、携带凶器扒窃的场合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一旦扒窃行为被被害人或第三人识破，被害人或第三人对其抓捕制止要求其返还财物等情况下，行为人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而达到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同的危害程度，相比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扒窃作为一种单独入罪条件与其他四种情形相互独立彼此并列因而不需要有携带凶器的限制，理由如下：首先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在宏观整体把握这一条文时容易发现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四个词之间都是用顿号隔开的，而顿号本身的作用就是让所连接起来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由于条文中的标点符号作为刑法条文的组成部分，对准确表达立法意图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都是经过严格审议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因此单从法条标点符号本身含义来解读条文是能够得出扒窃与其他几种盗窃情形处于并列地位的；其次从逻辑上来看，扒窃本属于盗窃的一种类型，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自然就会包括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况且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考虑到扒窃比一般的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既然刑法已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将携带凶器扒窃重复列入罪状。

　　综上，《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和是否携带凶器扒窃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田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