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198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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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1989年7月6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1989年7月6日）
（1989年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杨波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张凤阁（女）、张穹、赵登举、陈振东为最高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
三、免去谢宝贵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四、免去马计考、王琦、张明、付兴民、殷百川、王然冀、崔进（女）、李有明、邸双生、张弥恩、陈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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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银行”的实践与思考
——兼对浙工大之江学院“道德银行”的个案分析
张维璋
【内容摘要】 本文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实践“道德银行”为个案，从儒家学说、伦理学、市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道德等学说入手，用以证明“道德银行”创立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同时求证了其在具体操作上的可行性等相关命题。
【关 键 词】 道德银行 之江学院 道德伦理 功利与非功利
道德，被国人看重，也被国人遗忘。
中国有着悠远不断的道德发展史，中国人也因古老的伦理道德文化而被赞为“东方礼仪之邦”，对于道德领域的思考一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血脉所在。老子的《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然而，中国儒家的道德，长期被统治者当成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的基本手段，以至后来，经过“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和宋明理学兼容丛林法则的努力，中国的道德逐渐流变为一种单纯的社会教化手段，最后中国传统道德终于步入封建旮旯——吃人的礼教。
马克思把道德定义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规范总和”，从这一说法分析，“道德”自有其物质基础，而不单纯是精神领域的产物。因而“道德”的内涵有了拓展，外延也更加辽阔。
然而，道德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状却不为乐见。首先，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道德概念的界定也有着莫衷一是的懵懂，对于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也有着“动机论”和“目的（结果）论”的差异。其次，它被排除在市场利益与条规制度之外，成为号召型的、政治性的“道德任务”与“道德政治”。再者，对于道德实施的制度性探索甚少，在理论上的支持更是不足，操作性极差。道德建设的任务艰巨且紧迫。
“道德银行”这一探索性机制的提出与实践，并以此为契机引起的争论，对于道德的重新定位及社会道德建设、对于大众提高对道德的重视都不无裨益。这也正是该实践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 “道德银行”实践回顾
道德银行”在中国的产生不是突然的，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或许会有助于对“道德银行”有一个更为立体的了解。
1.1“时间银行”的渊源与衍变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第三章《国家与公民社会》中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和日本许多城市的“服务信用”：“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货币’(time-dollar)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一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民提供工作、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欧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就出现过这种代替货币的劳动交换形式，比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所设计的“交易簿”，就用来记载劳动者的“劳动小时”以此来交换所有生活用品和服务。当然，那是空想社会中普遍的、强制性的制度，本来不具有什么道德性。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至少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在全民中推行的。但是，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制度在人类少数志愿群体中，在一些特定的劳动交换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
我国的“时间银行”最早应该是由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借鉴国外的方式于1995年开设的。当时，该街道居委会创立的这种存取时间的银行，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办法与服务。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将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累计储存起来，当志愿者进入老年或生活难以自理时，再由其他志愿者为其提供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用爱心和行动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标。“时间储蓄”以协议形式考核，居委会每月检查一次，街道半年“签证”一次。
之后，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助老时间银行”迅速在上海市推广，并逐渐发展到太原、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地。
2001年3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启动。将在深圳、上海、青岛等少数城市已有8000多万人次进行了40多亿小时的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倡导把向社会提供的无偿服务的时间“攒”起来，到年迈或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优先享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
在推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时间银行存取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与充实。服务的对象不仅限于老年人，同时兼顾了伤残军人、困难家庭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再限于社区生活，而迈向了社会。
“时间银行”坚持以时间为计算单位进行“劳动交换”，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交换，不是志愿服务的人与服务对象之间具有“回报”性质的劳动交换，而是志愿者群体内部 (志愿者之间，可能是几代志愿者之间)的一种约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手中持有的所谓“特殊储蓄”，“时间币”（time-dollar），在市场上向普通的任何人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它只是一个志愿人群中，人们相互认可的一种服务约定，是一批愿意这样生活的人们之间相互扶助、相互肯定、相互给予激励的一种方式。因此，既不存在志愿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所谓“公平”，也不存在对道德纯洁性的损害。
1.2“道德银行”的实践与发展
2001年11月26日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推出了第一家“道德银行”，它作为社区志愿者协会下属的一个载体，导入银行运作理念，以协会制度形式规范和保障志愿服务者可以获得社会志愿服务回报。这是全国首次提出“道德银行”的概念。
其后，湖南株洲团市委创立的青少年“道德银行”、郑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创办的郑州市青少年“道德银行”、苏州市沧浪区葑门街道创办的社会公益道德银行、吉林长春市朝阳区南湖社区、山东烟台莱山区万光小区等社区道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遍地开花。
根据道德银行实践的范围与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社区型
指在社区活动实施、一般以社区活动为评估对象的道德银行。起源较早，目前数量较多，与传统的时间银行一脉相承，有许多类似之处。
2）校园型
指在校园内实施的道德银行制度。如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创办的“道德银行”就在此列。
3）其他类型
指其他渠道或载体创办的、服务对象不特定的“道德银行”。如星辰在线网站开辟了“网上道德银行”专题，以网络为载体开展道德银行活动等。
“道德银行”与“时间银行”有一定联系，却又有自身的特点：
（1）更加制度化和强调监督机制。根据《郑州市青少年道德银行管理办法》规定：储户每年至少保证存入48小时志愿服务时间，接受有关协会的指派提供相应的、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其服务对象是需要获得帮助的社会低收入群体和公益项目，以及提供了志愿服务的志愿服务者；志愿者的服务时间由银行、被服务者、志愿者三方共同认可，在储蓄卡上作记录，方可存入道德银行……
（2）服务项目更加丰富众多。 苏州市沧浪区葑门街道的社会公益道德银行经营的主要项目是家政、家教服务、医疗服务、技术服务、公益活动（帮老助残、植绿护绿、科技、卫生等）、帮困服务和确认的其他业务项目。明显多于时间银行。
（3）进一步确认道德的回报机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统一起来。认为道德主体在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之后，客观上应该给予相应的回报，“道德银行”就是为这种公正的奉献与回报提供保障。
（4）导入道德评价因素，不在纯粹以时间为计算单位。一些道德银行引入了道德评价体系，不同行为被赋役不同分值。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道德银行则采用了“道德币”的形式。
不管是时间银行或是道德银行，自身的发展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文明的前进而发生着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深入相关的理论研究，迎头赶上不断更新的道德变化至关重要。
二 “道德银行”概念及相关涵义诠释
对“道德银行”的讨论，首先当然要对其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同时理清道德与伦理、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依存影响关系；再在道德的纵向发展上，对儒家思想及当前的道德体制现状作一个简单的涂描，以利于整个脉络的继承与明晰。
2.1道德的涵义
《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本）对于道德（morality）词条的解释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较为笼统正式的定义。
在原始社会中，某些习俗以及行为方式，逐渐被认为要比其他的习俗和行为方式更为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习俗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该部落全体成员的生命和幸福，或者因为它们间接影响到该部落的安全、食物供应和全体成员的舒适问题。在大多数社会中，“说实话”和“不撒谎”，“信守诺言”和“不违背诺言”，“对他人不要残忍”，“保护老弱病残”，“尊敬父母”等等行为，都已经形成为习惯，而且是普遍的习惯，它们就渐渐被视作不仅仅是简单的风俗习惯，而且是道德。
道德一词在汉文中最早是分开使用的。中国商朝的甲骨文中已有“德”字。西周初年的大盂鼎铭文的“德”字，是按礼法行事有所得的意思。《老子》一书中有“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命题。在《荀子·劝学》中“道”与“德”二字始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即包含道德规范，也包含个人品性修养之义。
在中国古代，道德是人们互谅互让的一个主动协调方式，是人们为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协调的唯一现实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儒家把家庭伦理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代表的是个人生存状况不仅是取决于单纯物质利益的实现，而且更在于非物质利益的到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怀也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的“利群和利他”不是一种个人物质利益的无意义牺牲，而是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可回避唯一理性选择，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良好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道德的真正起源，认为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中产生的，它受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这个定义强调了“道德”最重要的两个特点：1、道德主要是规范，是义务，是约束性的，协调性的；2、道德是调整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而不是自我安身立命的追求。虽然价值与义务很有关系，但我们要谨慎地使价值不直接混同于道德义务。不过，上述定义也有一些问题：它没有使“道德”与法律、与习俗明确区别开来，说“总和”也有些不妥，因此，我们不如把它调整为：“道德是有关善恶正邪的，调整人与他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体系。”现在有这一定义我们也就足敷应用。
历史上的道德相比，现代社会的道德接近于是一个最小的同心圆。这一“道德底线”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基准线，水平线。法律最终是必须以道德正义为根基的，法律要得以顺利实行也必须依赖于人们道德观念的支持，何况还有许多在法律之外、却仍然是社会之内的问题。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的人们必须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基本的道德共识，否则，谁都不会生活得舒服，人们会感到在互相妨碍，互相掣肘，于是就会有高尚者的逃避（虽然这越来越难），和卑鄙者的横行，甚至老实人也铤而走险。
普遍主义的道德要行之有效是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上的，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则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
内容提要
我国采取了诸多监管手段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并没有实现降低房价的调控目标。这些措施中的某些部分甚至存在限制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扩大户籍制度的效应等问题，存在合法性瑕疵，且“一刀切”的限购政策不甚合理。房地产市场中的金融监管应该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为监管目标，利用法律调控机制而不是行政调控手段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调控，避免劣质信贷，防范次贷危机。本文主要从金融法律监管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法律调控政策，且从金融法、民商法、行政法等角度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商品房市场的调控不应一律以房价下跌或者房价稳定为目标，而是应该以商品房市场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增长为目标，同时还应该以合理合法的调控措施促进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公平、政府法治的实现。
关键词：金融监管；房地产市场；调控
我国商品房市场的金融与法律调控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05年至今，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轮暴涨，目前各大城市房价高企，很多低收入群众没有财力购买房屋。由于商品房本身具有商品性质，因此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商品房价格似乎与其关系不大。但是考虑到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不足、分配不公平等原因，很多低收入群众只能去购买商品房。高企的房价引起了民众的愤怒，政府也逐步采取措施调控房地产价格，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来，密集的金融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金融监管是否奏效？其未来走向如何？如何在法律层面评价当前的调控措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金融监管策略来调控房地产市场？究竟是以行政调控为主还是以法律调控为主？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商品房市场调控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我国目前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所采取的金融尽管措施主要是如下几项：1、收紧信贷，防止银行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财力偿还贷款的人群，主要包括加强了信用审核、收入证明审核等；甚至要求提供一段时间内的社保缴纳记录，才能有资格获取贷款；2、提高首付比例。目前各大城市都提高了首付比例，例如要求支付30%甚至更高的首付才能办理贷款。
（一）合法性
当前商品房市场的调控措施是多样化的，如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流动性趋紧，从而使银行手中的可放贷资金减少，从而达到提高银行放贷压力的目的，能够有效地避免购房者利用杠杆效应从银行处借款并且大肆进行商品房炒作。此外，国家还通过对银行的监管，要求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加强对申请人资料的审核，提高贷款质量，防范次贷危机。这些措施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具有合法性，且在效果上能够起到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作用。
但是商品房市场调控中的其他较为激烈的措施却存在合法性疑问，笔者针对如下两点措施就其合法性进行评价。第一，商品房限购措施。商品房限购并非单方面的，限购也就意味着限售，但是限购与限售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意味着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例如，当前某些城市的限购措施要求已经有一套商品房的居民不能再购买第二套，这一措施在本质上剥夺了公民的购买一定财产的权利，而购买一定的商品本属于民事权利能力范畴，不合理地限制居民的购买权以及变相地限制房地产开发商的出售权利，并无法律依据，所以限购措施存在合法性瑕疵；第二，商品房购买资格与户籍制度挂钩。一些城市规定，必须具有本地户籍的人，才能购买商品房，“外地人”是不能购买商品房的。这些措施将商品房购买资格与户籍挂钩，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本地房价的稳定，但是在客观上却放大了城乡差别和户籍制度，不但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同时还强化了户籍制度与户籍歧视，导致公民平等权无法得到实现。
因此，尽管目前所采取的商品房调控措施能够起到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的作用，但是这些措施中的某些部分不合法、不合理地放大了户籍歧视，限制了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律效力上存在疑问。
（二）有效性
当前的商品房市场调控措施主要是从房地产购买者的角度出发的，其目标是防止劣质信贷，避免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风险，“允许低等级信用者贷款购房是房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1]笔者认为这一监管措施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其调控效果不明显。如很多富裕家庭无需贷款，直接用现款就可以购买房屋，逃避了金融监管。反而很多低收入家庭难以办到贷款，无法实现买房的愿望。这一金融监管措施带来的风险是：一旦政策放松，很多刚性需求便会再次要求宣泄，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暴涨。
可见，我国目前采取的房地产市场金融监管的效果比较有限。这从2010年商品房市场的价格走势可以得到反映，从一些数据检测及新闻报道来看，2010年我国商品房价格非但没有下跌，相反继续微涨。2011年商品房价格虽然呈现滞涨势态，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商品房市场的反弹一触即发，所谓的商品房价格调控，缺乏明确的目标，当前商品房市场调控措施的有效性还值得进一步评估。
三、房地产市场调控中金融监管法律措施的走向
笔者认为我国提高首付、防止劣质信贷的做法之所以没有取到预期的促使房价下降的目的之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我国目前正处于通胀期，CPI高企，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本身在贬值，一味地要求房价下降并不现实。而且由于我国收入统计数据失真，造成社会的实际购买力捉摸不透，从成交量和成交的活跃度来看，人们似乎有足够的财力才购买商品房，那么国家一味要求房价下降的目的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那么，房地产市场是否需要调控，以及如何调控？金融监管在此过程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行政调控为主还是法律调控为主？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试图提出一些看法。
（一）房地产市场是否需要调控
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需要调控，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房价下降，而是实现如下两个目的：1、满足购房者的购买欲求，主要是刚性需求；2、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避免劣质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果一味抑制人们的购房需求，这不但不合理，反而会给房地产市场埋下危机；当然如果任由房地产市场自由发展，也可能会酿成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此外，人们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是否应该满足？笔者认为，应该满足人们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投资也是一种客观需求，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资产缩水，因此没有理由限制公民对其财产权的保护。但是过热的投资会诱发金融风险，这就需要国家对商品房投资市场的调控采取某些法律措施，如税收法律措施等增加商品房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避免投资过热。需要说明的是，商品房投资市场的调控措施必须法律化、制度化，而不能总是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否则调控政策缺乏长久性与稳定性，必然会导致人们的合理预期无法实现，且朝令夕改的临时性政策会导致法律与政策的安定性丧失，致使人们信赖利益受损。
（二）房地产市场应该如何调控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该通过如下措施进行：1、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和建设，满足低收入群众的居住需要；2、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公平合理，避免保障性住房成为公权的侵占对象；3、发展租赁市场，引导刚性需求向租赁市场分流；4、消除负加于产权房之上的户籍、学区等障碍，使人们不再钟情于产权房，当然这是一项涉及到户籍改革的系统工程；5、加快土地供应，政府利益应该与房地产市场划清界限，政府作为一个公权主体，不应享有私益；6、防范劣质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
当前我国政府从房地产市场中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这一现状导致了政府在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处处受到利益制约，即如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过严，则政府收入减少，不利于政府运转；如果房地产市场调控不足，则投资过热，价格非理性上涨，人们的刚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居中的裁判者，而不是游戏的参与者，这就要求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是主要通过房地产税收获得财政收入。
（三）金融监管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过程中，应该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具体来说，金融监管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通过调整利息影响房产投机行为，2010年-2011年我国已经进入了密集加息期，加息不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CPI高企的负面后果，同时也能够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有效地防止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成本，抑制过度投机[2]；2、优化贷款的发放对象。由于当前土地增值快，收益高，因此很多资质不良的企业也在房地产市场逐利，这固然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在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下，银行在向房地产开发商发放贷款的时候更是要加强审核，避免将贷款发放给劣质客户，引起坏账呆账。
（四）以法律手段还是行政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
当前我国在房地产调控中已经动用了行政手段，甚至规定“外地人”不得买房。这样的行政调控措施很难起到长久的效果，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一些成效。更何况，限购的方式其实将人们的民事权利能力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而这一限制可能是违反宪法的。将人们是否属于“外地人”作为资格条件，也进一步放大了户籍制度的负面效应，将会造成新的社会歧视。因此，行政手段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并不足取，正确的做法是通过法律手段，如加强违规放贷的法律责任、防范信用风险、禁止囤地等，通过法律机制实现对房地产的有效调控，避免房价泡沫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结语
总之，当前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中隐含了一些危机，需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的方式，从资金源头上进行治理，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优良发展。我国当前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标定位于降低房价，这一目标存在偏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引导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避免次贷危机，同时还需要从行政调控过渡到法律调控。
注释
[1] 丁晓钦，尹兴：《格林斯潘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房地产泡沫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第133-135页。
[2] 在“9.11”灾难和互联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即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降息使基准利率降至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韩再：《次贷危机形成机理及对我国房地产金融监管的反思》，《现代财经》，2009年第9期，第41-44页。
——兼对浙工大之江学院“道德银行”的个案分析
张维璋
【内容摘要】 本文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实践“道德银行”为个案，从儒家学说、伦理学、市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道德等学说入手，用以证明“道德银行”创立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同时求证了其在具体操作上的可行性等相关命题。
【关 键 词】 道德银行 之江学院 道德伦理 功利与非功利
道德，被国人看重，也被国人遗忘。
中国有着悠远不断的道德发展史，中国人也因古老的伦理道德文化而被赞为“东方礼仪之邦”，对于道德领域的思考一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血脉所在。老子的《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然而，中国儒家的道德，长期被统治者当成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的基本手段，以至后来，经过“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和宋明理学兼容丛林法则的努力，中国的道德逐渐流变为一种单纯的社会教化手段，最后中国传统道德终于步入封建旮旯——吃人的礼教。
马克思把道德定义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规范总和”，从这一说法分析，“道德”自有其物质基础，而不单纯是精神领域的产物。因而“道德”的内涵有了拓展，外延也更加辽阔。
然而，道德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状却不为乐见。首先，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道德概念的界定也有着莫衷一是的懵懂，对于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也有着“动机论”和“目的（结果）论”的差异。其次，它被排除在市场利益与条规制度之外，成为号召型的、政治性的“道德任务”与“道德政治”。再者，对于道德实施的制度性探索甚少，在理论上的支持更是不足，操作性极差。道德建设的任务艰巨且紧迫。
“道德银行”这一探索性机制的提出与实践，并以此为契机引起的争论，对于道德的重新定位及社会道德建设、对于大众提高对道德的重视都不无裨益。这也正是该实践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 “道德银行”实践回顾
道德银行”在中国的产生不是突然的，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或许会有助于对“道德银行”有一个更为立体的了解。
1.1“时间银行”的渊源与衍变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第三章《国家与公民社会》中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和日本许多城市的“服务信用”：“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货币’(time-dollar)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一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民提供工作、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欧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就出现过这种代替货币的劳动交换形式，比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所设计的“交易簿”，就用来记载劳动者的“劳动小时”以此来交换所有生活用品和服务。当然，那是空想社会中普遍的、强制性的制度，本来不具有什么道德性。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至少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在全民中推行的。但是，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制度在人类少数志愿群体中，在一些特定的劳动交换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
我国的“时间银行”最早应该是由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借鉴国外的方式于1995年开设的。当时，该街道居委会创立的这种存取时间的银行，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办法与服务。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将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累计储存起来，当志愿者进入老年或生活难以自理时，再由其他志愿者为其提供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用爱心和行动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标。“时间储蓄”以协议形式考核，居委会每月检查一次，街道半年“签证”一次。
之后，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助老时间银行”迅速在上海市推广，并逐渐发展到太原、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地。
2001年3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启动。将在深圳、上海、青岛等少数城市已有8000多万人次进行了40多亿小时的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倡导把向社会提供的无偿服务的时间“攒”起来，到年迈或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优先享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
在推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时间银行存取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与充实。服务的对象不仅限于老年人，同时兼顾了伤残军人、困难家庭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再限于社区生活，而迈向了社会。
“时间银行”坚持以时间为计算单位进行“劳动交换”，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交换，不是志愿服务的人与服务对象之间具有“回报”性质的劳动交换，而是志愿者群体内部 (志愿者之间，可能是几代志愿者之间)的一种约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手中持有的所谓“特殊储蓄”，“时间币”（time-dollar），在市场上向普通的任何人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它只是一个志愿人群中，人们相互认可的一种服务约定，是一批愿意这样生活的人们之间相互扶助、相互肯定、相互给予激励的一种方式。因此，既不存在志愿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所谓“公平”，也不存在对道德纯洁性的损害。
1.2“道德银行”的实践与发展
2001年11月26日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推出了第一家“道德银行”，它作为社区志愿者协会下属的一个载体，导入银行运作理念，以协会制度形式规范和保障志愿服务者可以获得社会志愿服务回报。这是全国首次提出“道德银行”的概念。
其后，湖南株洲团市委创立的青少年“道德银行”、郑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创办的郑州市青少年“道德银行”、苏州市沧浪区葑门街道创办的社会公益道德银行、吉林长春市朝阳区南湖社区、山东烟台莱山区万光小区等社区道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遍地开花。
根据道德银行实践的范围与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社区型
指在社区活动实施、一般以社区活动为评估对象的道德银行。起源较早，目前数量较多，与传统的时间银行一脉相承，有许多类似之处。
2）校园型
指在校园内实施的道德银行制度。如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创办的“道德银行”就在此列。
3）其他类型
指其他渠道或载体创办的、服务对象不特定的“道德银行”。如星辰在线网站开辟了“网上道德银行”专题，以网络为载体开展道德银行活动等。
“道德银行”与“时间银行”有一定联系，却又有自身的特点：
（1）更加制度化和强调监督机制。根据《郑州市青少年道德银行管理办法》规定：储户每年至少保证存入48小时志愿服务时间，接受有关协会的指派提供相应的、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其服务对象是需要获得帮助的社会低收入群体和公益项目，以及提供了志愿服务的志愿服务者；志愿者的服务时间由银行、被服务者、志愿者三方共同认可，在储蓄卡上作记录，方可存入道德银行……
（2）服务项目更加丰富众多。 苏州市沧浪区葑门街道的社会公益道德银行经营的主要项目是家政、家教服务、医疗服务、技术服务、公益活动（帮老助残、植绿护绿、科技、卫生等）、帮困服务和确认的其他业务项目。明显多于时间银行。
（3）进一步确认道德的回报机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统一起来。认为道德主体在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之后，客观上应该给予相应的回报，“道德银行”就是为这种公正的奉献与回报提供保障。
（4）导入道德评价因素，不在纯粹以时间为计算单位。一些道德银行引入了道德评价体系，不同行为被赋役不同分值。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道德银行则采用了“道德币”的形式。
不管是时间银行或是道德银行，自身的发展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文明的前进而发生着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深入相关的理论研究，迎头赶上不断更新的道德变化至关重要。
二 “道德银行”概念及相关涵义诠释
对“道德银行”的讨论，首先当然要对其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同时理清道德与伦理、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依存影响关系；再在道德的纵向发展上，对儒家思想及当前的道德体制现状作一个简单的涂描，以利于整个脉络的继承与明晰。
2.1道德的涵义
《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本）对于道德（morality）词条的解释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较为笼统正式的定义。
在原始社会中，某些习俗以及行为方式，逐渐被认为要比其他的习俗和行为方式更为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习俗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该部落全体成员的生命和幸福，或者因为它们间接影响到该部落的安全、食物供应和全体成员的舒适问题。在大多数社会中，“说实话”和“不撒谎”，“信守诺言”和“不违背诺言”，“对他人不要残忍”，“保护老弱病残”，“尊敬父母”等等行为，都已经形成为习惯，而且是普遍的习惯，它们就渐渐被视作不仅仅是简单的风俗习惯，而且是道德。
道德一词在汉文中最早是分开使用的。中国商朝的甲骨文中已有“德”字。西周初年的大盂鼎铭文的“德”字，是按礼法行事有所得的意思。《老子》一书中有“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命题。在《荀子·劝学》中“道”与“德”二字始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即包含道德规范，也包含个人品性修养之义。
在中国古代，道德是人们互谅互让的一个主动协调方式，是人们为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协调的唯一现实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儒家把家庭伦理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代表的是个人生存状况不仅是取决于单纯物质利益的实现，而且更在于非物质利益的到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怀也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的“利群和利他”不是一种个人物质利益的无意义牺牲，而是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可回避唯一理性选择，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良好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道德的真正起源，认为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中产生的，它受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这个定义强调了“道德”最重要的两个特点：1、道德主要是规范，是义务，是约束性的，协调性的；2、道德是调整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而不是自我安身立命的追求。虽然价值与义务很有关系，但我们要谨慎地使价值不直接混同于道德义务。不过，上述定义也有一些问题：它没有使“道德”与法律、与习俗明确区别开来，说“总和”也有些不妥，因此，我们不如把它调整为：“道德是有关善恶正邪的，调整人与他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体系。”现在有这一定义我们也就足敷应用。
历史上的道德相比，现代社会的道德接近于是一个最小的同心圆。这一“道德底线”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基准线，水平线。法律最终是必须以道德正义为根基的，法律要得以顺利实行也必须依赖于人们道德观念的支持，何况还有许多在法律之外、却仍然是社会之内的问题。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的人们必须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基本的道德共识，否则，谁都不会生活得舒服，人们会感到在互相妨碍，互相掣肘，于是就会有高尚者的逃避（虽然这越来越难），和卑鄙者的横行，甚至老实人也铤而走险。
普遍主义的道德要行之有效是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上的，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则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
内容提要
我国采取了诸多监管手段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并没有实现降低房价的调控目标。这些措施中的某些部分甚至存在限制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扩大户籍制度的效应等问题，存在合法性瑕疵，且“一刀切”的限购政策不甚合理。房地产市场中的金融监管应该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为监管目标，利用法律调控机制而不是行政调控手段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调控，避免劣质信贷，防范次贷危机。本文主要从金融法律监管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法律调控政策，且从金融法、民商法、行政法等角度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商品房市场的调控不应一律以房价下跌或者房价稳定为目标，而是应该以商品房市场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增长为目标，同时还应该以合理合法的调控措施促进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公平、政府法治的实现。
关键词：金融监管；房地产市场；调控
我国商品房市场的金融与法律调控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05年至今，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轮暴涨，目前各大城市房价高企，很多低收入群众没有财力购买房屋。由于商品房本身具有商品性质，因此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商品房价格似乎与其关系不大。但是考虑到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不足、分配不公平等原因，很多低收入群众只能去购买商品房。高企的房价引起了民众的愤怒，政府也逐步采取措施调控房地产价格，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来，密集的金融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金融监管是否奏效？其未来走向如何？如何在法律层面评价当前的调控措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金融监管策略来调控房地产市场？究竟是以行政调控为主还是以法律调控为主？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商品房市场调控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我国目前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所采取的金融尽管措施主要是如下几项：1、收紧信贷，防止银行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财力偿还贷款的人群，主要包括加强了信用审核、收入证明审核等；甚至要求提供一段时间内的社保缴纳记录，才能有资格获取贷款；2、提高首付比例。目前各大城市都提高了首付比例，例如要求支付30%甚至更高的首付才能办理贷款。
（一）合法性
当前商品房市场的调控措施是多样化的，如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流动性趋紧，从而使银行手中的可放贷资金减少，从而达到提高银行放贷压力的目的，能够有效地避免购房者利用杠杆效应从银行处借款并且大肆进行商品房炒作。此外，国家还通过对银行的监管，要求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加强对申请人资料的审核，提高贷款质量，防范次贷危机。这些措施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具有合法性，且在效果上能够起到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作用。
但是商品房市场调控中的其他较为激烈的措施却存在合法性疑问，笔者针对如下两点措施就其合法性进行评价。第一，商品房限购措施。商品房限购并非单方面的，限购也就意味着限售，但是限购与限售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意味着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例如，当前某些城市的限购措施要求已经有一套商品房的居民不能再购买第二套，这一措施在本质上剥夺了公民的购买一定财产的权利，而购买一定的商品本属于民事权利能力范畴，不合理地限制居民的购买权以及变相地限制房地产开发商的出售权利，并无法律依据，所以限购措施存在合法性瑕疵；第二，商品房购买资格与户籍制度挂钩。一些城市规定，必须具有本地户籍的人，才能购买商品房，“外地人”是不能购买商品房的。这些措施将商品房购买资格与户籍挂钩，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本地房价的稳定，但是在客观上却放大了城乡差别和户籍制度，不但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同时还强化了户籍制度与户籍歧视，导致公民平等权无法得到实现。
因此，尽管目前所采取的商品房调控措施能够起到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的作用，但是这些措施中的某些部分不合法、不合理地放大了户籍歧视，限制了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律效力上存在疑问。
（二）有效性
当前的商品房市场调控措施主要是从房地产购买者的角度出发的，其目标是防止劣质信贷，避免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风险，“允许低等级信用者贷款购房是房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1]笔者认为这一监管措施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其调控效果不明显。如很多富裕家庭无需贷款，直接用现款就可以购买房屋，逃避了金融监管。反而很多低收入家庭难以办到贷款，无法实现买房的愿望。这一金融监管措施带来的风险是：一旦政策放松，很多刚性需求便会再次要求宣泄，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暴涨。
可见，我国目前采取的房地产市场金融监管的效果比较有限。这从2010年商品房市场的价格走势可以得到反映，从一些数据检测及新闻报道来看，2010年我国商品房价格非但没有下跌，相反继续微涨。2011年商品房价格虽然呈现滞涨势态，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商品房市场的反弹一触即发，所谓的商品房价格调控，缺乏明确的目标，当前商品房市场调控措施的有效性还值得进一步评估。
三、房地产市场调控中金融监管法律措施的走向
笔者认为我国提高首付、防止劣质信贷的做法之所以没有取到预期的促使房价下降的目的之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我国目前正处于通胀期，CPI高企，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本身在贬值，一味地要求房价下降并不现实。而且由于我国收入统计数据失真，造成社会的实际购买力捉摸不透，从成交量和成交的活跃度来看，人们似乎有足够的财力才购买商品房，那么国家一味要求房价下降的目的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那么，房地产市场是否需要调控，以及如何调控？金融监管在此过程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行政调控为主还是法律调控为主？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试图提出一些看法。
（一）房地产市场是否需要调控
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需要调控，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房价下降，而是实现如下两个目的：1、满足购房者的购买欲求，主要是刚性需求；2、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避免劣质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果一味抑制人们的购房需求，这不但不合理，反而会给房地产市场埋下危机；当然如果任由房地产市场自由发展，也可能会酿成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此外，人们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是否应该满足？笔者认为，应该满足人们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投资也是一种客观需求，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资产缩水，因此没有理由限制公民对其财产权的保护。但是过热的投资会诱发金融风险，这就需要国家对商品房投资市场的调控采取某些法律措施，如税收法律措施等增加商品房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避免投资过热。需要说明的是，商品房投资市场的调控措施必须法律化、制度化，而不能总是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否则调控政策缺乏长久性与稳定性，必然会导致人们的合理预期无法实现，且朝令夕改的临时性政策会导致法律与政策的安定性丧失，致使人们信赖利益受损。
（二）房地产市场应该如何调控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该通过如下措施进行：1、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和建设，满足低收入群众的居住需要；2、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公平合理，避免保障性住房成为公权的侵占对象；3、发展租赁市场，引导刚性需求向租赁市场分流；4、消除负加于产权房之上的户籍、学区等障碍，使人们不再钟情于产权房，当然这是一项涉及到户籍改革的系统工程；5、加快土地供应，政府利益应该与房地产市场划清界限，政府作为一个公权主体，不应享有私益；6、防范劣质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
当前我国政府从房地产市场中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这一现状导致了政府在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处处受到利益制约，即如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过严，则政府收入减少，不利于政府运转；如果房地产市场调控不足，则投资过热，价格非理性上涨，人们的刚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居中的裁判者，而不是游戏的参与者，这就要求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是主要通过房地产税收获得财政收入。
（三）金融监管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过程中，应该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具体来说，金融监管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通过调整利息影响房产投机行为，2010年-2011年我国已经进入了密集加息期，加息不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CPI高企的负面后果，同时也能够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有效地防止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成本，抑制过度投机[2]；2、优化贷款的发放对象。由于当前土地增值快，收益高，因此很多资质不良的企业也在房地产市场逐利，这固然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在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下，银行在向房地产开发商发放贷款的时候更是要加强审核，避免将贷款发放给劣质客户，引起坏账呆账。
（四）以法律手段还是行政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
当前我国在房地产调控中已经动用了行政手段，甚至规定“外地人”不得买房。这样的行政调控措施很难起到长久的效果，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一些成效。更何况，限购的方式其实将人们的民事权利能力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而这一限制可能是违反宪法的。将人们是否属于“外地人”作为资格条件，也进一步放大了户籍制度的负面效应，将会造成新的社会歧视。因此，行政手段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并不足取，正确的做法是通过法律手段，如加强违规放贷的法律责任、防范信用风险、禁止囤地等，通过法律机制实现对房地产的有效调控，避免房价泡沫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结语
总之，当前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中隐含了一些危机，需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的方式，从资金源头上进行治理，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优良发展。我国当前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标定位于降低房价，这一目标存在偏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引导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避免次贷危机，同时还需要从行政调控过渡到法律调控。
注释
[1] 丁晓钦，尹兴：《格林斯潘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房地产泡沫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第133-135页。
[2] 在“9.11”灾难和互联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即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降息使基准利率降至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韩再：《次贷危机形成机理及对我国房地产金融监管的反思》，《现代财经》，2009年第9期，第4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