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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交易罪认定困难的成因探讨

华东政法学院 林竹静


内容提要：强迫交易罪是刑法修订后新增的罪名。由于立法的粗疏,造成本罪和它罪在认定上的困难。文就有关认定本罪及区别本罪和抢劫罪所存在的困惑之处结合案例作了较深入阐述，并作法理分析。
关键词：强迫交易罪、抢劫罪、认定、对价。


强迫交易罪是刑法修订后新增的罪名。指行为人在商品交易中，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仅以法条定义来看，似乎不难将本罪和其他犯罪(特别是侵犯财产权利罪中的抢劫罪)区分开来。要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为：
一、“商品交易”事实的存在，多表现为强买强卖等。
二、犯罪发生的时间必须在“商品交易中”，“之前”或“之后”均不构成本罪。
但本罪在立法上还是颇有瑕疵的：首先，仅从法条定义并不能将本罪和它罪精确区分。其次，在法定刑设置上和某些类似犯罪相差悬殊，造成某些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畸轻畸重。以区分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为例，某些案件往往呈现界于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之间模棱两可的表象，给案件的准确定性带来困难。此外，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在法定刑上相差悬殊（强迫交易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而犯抢劫罪可判至死刑。）在某些无论是犯罪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性都相仿甚至相同的案件中，由于法条文义理解的原因，会造成判罚畸轻畸重的现象，极大损害了司法公正。可见，仅从法条文义出发进而分析犯罪构成，在区分本罪与它罪上存在很大的困惑。
困惑一：怎样的“对价”才构成交易。
“对价”是合同法中的概念，在这里仅指为获得商品而支付的货币。构成强迫交易罪必须有交易事实的存在，所谓“交易”即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业活动所形成法律关系。其特征有二：一、平等自愿（自愿原则），即商品交易必须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的自愿行为。二、支付对价（有偿原则），即买卖双方交易的有偿性，买方必须支付相当于货物或服务价值的价格才能得到预期的货物或服务。构成强迫交易罪即是破坏了商品交易的自愿原则达到法定程度，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另一方面，构成强迫交易罪亦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且不能是明显象征性的支付，否则可能构成侵犯财产罪中的某些犯罪。但是究竟怎样的对价才构成交易，进而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我们似乎很难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答案，请比照以下三个案例：
案例一①：1998年2月的一天，王某，邵某和胡某三人从路边小摊贩的手中以每包20元的价格花200元买了10包茶叶，他们以每包500元的价格强行推销给某歌舞厅老板付某，付某迫于他们的淫威花1000元买2包。几天后，3人又手持利器，强迫另一饭店老板代某以2万元买下剩余的茶叶。代某称无钱，王某等人即要代某用电话叫其妻子送钱来，代某无奈只得照办，后在王某等人不注意的时候，代某打“110”电话报警。警方及时赶到将王某等人抓捕归案。
案例二②：1997年西南某省某柑桔大县喜获柑桔丰收，个体工商户张某某到该县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收购了柑桔20吨，并经简单的保鲜处理后于1997年12月1日从该县出发运往省城。当晚11时汽车驶到邻县公路的一偏僻处时，农民王某某、李某某、陈某某3人拦下汽车，要求将全车柑桔买下。张某某即下车与三人交谈价格，3被告坚持以每公斤0.5元的价格全部收购，张某某表示不同意，3被告用匕首威胁说：要么卖东西，要么刀见血。王某某还从张某某汽车上翻下5筐柑桔，并将其中的3筐推下山谷，还回头对张某某威胁说：你敢不卖，我们也将你照样推下去。张某某见双方僵持近1个小时仍无行人、汽车经过，最后迫于无奈将柑桔按3被告指定的价格卖给他们，并将其运到他们指定的地点附近卸下。张某某白白损失1万元。次日清晨，张某某向案发地派出所报案。
案例三（本案尚在二审中）：张某，赵某为浙江省某县农民，2000年6月以来，其利用国道施工单向通行造成路堵之际，用暴力胁迫手段以每瓶10元的高价（进价为每瓶9角）上车强行兜售矿泉水，几月以来获利逾万。案发之日，张赵两人在强行收取货款后发现水不够卖了，便回去搬水，回来后车已开走。后因乘客报警被抓捕归案。一审法院以张赵两人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构成要件，且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上述行为，符合抢劫罪加重情节规定，以抢劫罪定性并从重处罚，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分析一、二两个案例，我们发现虽然最后案件的定性迥异：一个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定性；一个以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定性，但两案在犯罪的表现形式上却极其相似。
一、两案当事人实施犯罪均采用买卖的形式。如在案例一中王某等人甚至还花本钱进货。
二、两案当事人实施犯罪均采用暴力威胁手段。案例一中的王某等人手执利器威逼，案例二中的王某等人更以“刀见血”恐吓。
尽管如此，法院还是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罚。究其原因，是司法对“交易”的理解。在案例一中，法院认为：该案中王某等人本非茶叶经营者，他们是在路边小摊以20元1包的价格买来茶叶，然后以高于进价数十倍的价格强卖给他人，其目的显然不是通过出售这些茶叶获得利润。（笔者亦认为行为人的目的并不是期望通过商品买卖获得利润，但仅以进货与售出的差价得出上述“显然”结论，而不对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作进一步深究，似乎理由尚不充分。）这种情况已经完全不具备市场交易的基本形式了，从而不能再称之为“交易”。另外，王某等人手持利器强迫他人以高于市场价格数十倍的价格买下茶叶，已经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因而，对王某等人的行为不能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其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案例二中，被告张某等人在途中拦截他人运送柑橘车辆，采取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将柑橘以低于正常市场价格一倍的价格买给自己，从中牟取暴利。法院认为，被告人主观上并不想无偿占有他人柑橘，而是想以较低的价格使买卖成交。所付的价格比正常市场价格低一倍，虽然悬殊较大，但还不是实质上的无偿占有。故此，被告人的行为不是抢劫他人柑橘的性质，而是一种强买强卖性质的行为，在主观上以促成商品交易为目的。因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强迫买卖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构成本罪，而不是抢劫罪。
可见，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案件定性的标准是“是否有交易存在”。对确定有“交易”存在的，定强迫交易罪，如没有“交易”成分则依案件性质定为抢劫罪或其它。而确定“是否有交易存在”的最直接标准则是相对合理的对价。如在高价强买强卖情况中，如果商品价格与其他经营者差别不大，也仍然可以称之为“交易”，其侵犯财产的性质不明显，而主要是侵害了市场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而如果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甚至数十倍于市场价格，其“交易”的成分就不复存在，即该行为侵犯财产权的性质趋于明显，从而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便成为该行为性质主要方面。然而，这样的定性标准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作为定性标准的行为人支付的对价，其与正常市场价格的偏离是渐变的，而不是段落化的，它可能数倍，亦可能数十倍乃至更高于市场价格。对于极端高于市场价格的对价，我们显然能判断出行为的非交易性质，而更多居中的灰色对价则很难由此判断究竟行为人的目的是完成交易获得利润，还是侵占他人财物。难道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十倍于市场价格仍可称其为交易，更高于市场价格便可认定为“交易”成分不复存在？
困惑二：“交易进行中”
认定强迫交易罪要求行为的双方处于“交易进行中”。行为人实施犯罪必须在商品交易的进行过程中，行为人必为商品交易双方的一方，其行为目的是为促成交易的完成。仅从文面理解，强迫交易罪要求行为人实施该犯罪行为必为交易进行中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却为立法者始料未及。
案例四（略作删改）： 林某与杜某就一批农产品达成购销协议。因杜某携带现金不足，遂让林某将货运至某加工厂后其再付款。后在运输途中，林某得悉该项农产品将会有较大涨幅，遂欲反悔。 杜某不肯，要求林某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林某恼羞成怒，手执利刃，以将其杀死威胁杜某答应加付一倍货款或按50%提货，杜某被迫无奈，同意按50%提货。
按通说，林某的行为显然能构成强迫交易罪。理由如下：其一、林某的行为发生在交易进行中。当时，林杜两人虽就农产品达成购销协议，但此时林某尚未付款，货物所有权仍归林某所有没有转移，交易仍在进行中。其二、林某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杜某加付货款或按50%提货显然违背了商品交易的自愿原则是性质严重的强买强卖行为，且数额较大，情节恶劣应成立强迫交易罪。
但在司法实务中，也不乏以下的情况：如在案例四中，杜某携带了足够的现金，达成协议后即时货款两清，而林某则义务将货物和杜某送至某加工厂，如途中发生上述相同情况，林某是否仍应以强迫交易罪认定呢？按通说理论分析，这种情况下，林某的行为则构成抢劫罪而非强迫交易罪。因为，林某和杜某货款即时清结，这时应视为买卖商品的交易行为结束，货物的所有权亦由林某转移至杜某，而此后林某所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自不能视为在“交易进行中”了，而纯粹是“交易完成之后”。此外，因为货物所有权已归杜某所有，杜某显然是这批农产品的所有权人，林某以暴力威胁要求其加付一倍货款或按50%提货显然是对杜某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且此时已根本不存在对价是否合理问题。而另一方面 ，林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一、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为手段。其二、当场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所以以《刑法》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定性，在理论上是准确无误的。
现在我们来看林某在两种情况中可能受到的判罚。在情况一，林某至多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而在情况二，林某则可能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更重。再让我们看一下林某在两种情况中所施行的行为和产生的后果，我们会发生是几乎无二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在案例四第一种情况，林杜两人协议运达后付款；而第二种情况，林杜两人就货物即时清结。而正是这种现实中极易被人忽视的差别影响了案件的定性。但是我们知道，刑法法定刑规定的高低是根据某一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综合考虑的，最大限度体现罪、责、刑相一致。如果对相同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犯罪规定极其悬殊的刑罚，显然对罪刑均衡是极其不利的。在案例四的两种情况，判罚显然是完全符合形式正义的，也能从形式上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然而，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至少理论上能自圆其说的判罚尚能忍受，笔者窃以为这是对作为“个体”人的权利的最大藐视。笔者以为，作为刑法目的之一，便是在个案中实现罪刑均衡，使每个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能罚当其罪，刑法的价值应该从个案的公正判决中体现，而决不是仅是理论上的自圆其说。

小结：问题的症结
这种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说到底是由于立法的原因。刑法对犯罪情节的规定对于定罪和量刑都有重大影响，对于实现罪刑均衡事关重大。但由于我国在刑事立法历来奉行宁粗勿细，宁疏勿密的原则，因而刑法在关于强迫交易罪的法定犯罪情节所作的极粗疏的概括远不能涵盖现实的一切可能③。而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更使司法实践的定罪量刑难以“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罪与罚之间应当有一把公正的比例尺，使得“罪质的一定层次和罪责的一定等级互相对应，在罪刑相适应原则上达到平衡和统一。”④但是可以看到，由于强迫交易罪和包括抢劫罪在内的它罪在犯罪情节上存在太多似是而非的“灰色地界”，使案件定性在艰难抉择中左右徘徊。理智告诉我们，显然不能类比以是否年满18周岁作为死刑适用期限这样断然的标准，以非法所得“利润”和市场正常价格之间比例大小来判断是构成强迫交易罪还是其它。更不应从“所有权归属，进而决定交易是否进行中”，这样理论上看似自圆其说，但无论是交易习惯还是日常习俗都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的纯粹理论分析来区分不同犯罪。笔者认为仅以纯粹理论分析而不对司法实践加以关怀，仅在理论上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区分不同犯罪的办法只是“虚妄的办法”，也是刑法理论对实务的不负责。
再看案例四的两种情况，如果按罪刑法定似乎它们各自符合个罪的犯罪构成，但如果从罪、责、刑一致的角度，很难说情节二比情节一，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大多少。这种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的严重脱节究其竟是立法上的硬伤：立法难穷极一切纷繁芜杂的犯罪现象，不能对界于两罪之间的灰色地界准确得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应该怎么办？
在实务操作中，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疑罪从轻”，但随即我们又会被量刑惊呆了：强迫交易罪的最高法定刑是3年，而抢劫罪法定刑的起算点是3年。就是说如果某行为被认定为抢劫罪是死刑，一旦被改判为强迫交易罪则至多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加罚金！在这种悬殊的刑罚前要疑罪从轻，岂无放纵犯罪之嫌？又谈何容易！也许，这时能作的是在量刑上的接近：“多数被告关心的毋宁说主要是集中在刑罚量定上，这样说也决不会言过其实。”⑤如何作到对强迫交易罪的准确定性，及实现本罪和相关犯罪在量刑上的衔接，以适应现实中犯罪情节的近似，这非常值得探讨。本文权作抛砖引玉。

注 释：
1、苏惠渔 杨兴培主编《刑事疑难案例法理评析》P120-125，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
2、蒋勇主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P672-676，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
3、相关理论依据详参：陈兴良著《当代中国刑法新视界》P36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4、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日]曾根感彦：“量刑基准”，载《中日刑事法若干问题人——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
文集》P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21号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67次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００八年八月十八日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督促中央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中央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5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第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依法接受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所在地省（区、市）、市（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国资委按照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对中央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指导督促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

　　（二）督促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好对企业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业绩考核；

　　（三）依照有关规定，参与或者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措施；

　　（四）参与企业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负责落实事故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

　　（五）督促企业做好统筹规划，把安全生产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保障职工健康与安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第四条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实行分类监督管理。中央企业依据国资委核定的主营业务和安全生产的风险程度分为三类（见附件1）：

　　第一类：主业从事煤炭及非煤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交通运输的企业；

　　第二类：主业从事冶金、机械、电子、电力、建材、医药、纺织、仓储、旅游、通信的企业；

　　第三类：除上述第一、二类企业以外的企业。

　　企业分类实行动态管理，可以根据主营业务内容的变化进行调整。

　　第二章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第五条 中央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按照“统一领导、落实责任、分级管理、分类指导、全员参与”的原则，逐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覆盖本企业全体职工和岗位、全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

　　第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建立以企业主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安全生产领导负责制。

　　（一）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应当全面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以下职责：

　　1.建立健全本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2.组织制定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保证本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4.督促、检查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组织制定并实施本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二）中央企业主管生产的负责人统筹组织生产过程中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

　　（三）中央企业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统筹协调和综合管理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综合管理领导责任。

　　（四）中央企业其他负责人应当按照分工抓好主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主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七条 中央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组织机构，包括：

　　（一）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机构——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负责统一领导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决策企业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安委会主任应当由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担任。安委会应当建立工作制度和例会制度。

　　（二）与企业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

　　第一类企业应当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独立职能部门。

　　第二类企业应当在有关职能部门中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内部专业机构；安全生产任务较重的企业应当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独立职能部门。

　　第三类企业应当明确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安全生产任务较重的企业应当在有关职能部门中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内部专业机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部门或者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是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对其他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行综合协调和监督。

　　第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具体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各职能部门应当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具体分解到相应岗位。

　　第九条 中央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配备数量，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国家和行业没有明确规定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内容和性质、管理范围、管理跨度等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安全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资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逐步达到以注册安全工程师为主体。

　　第十条 中央企业工会依法对本企业安全生产与劳动防护进行民主监督，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第十一条 中央企业应当对其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包括境外子企业）的安全生产认真履行以下监督管理责任：

　　（一）监督管理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具备情况；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建立情况；安全生产投入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情况；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一类中央企业可以向其列为安全生产重点的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委派专职安全生产总监，加强对子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

　　（二）将独资及控股子企业纳入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对其项目建设、收购、并购、转让、运行、停产等影响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实行报批制度，严格安全生产的检查、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

　　对控股但不负责管理的子企业，中央企业应当与管理方商定管理模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要求，通过经营合同、公司章程、协议书等明确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目标和要求等。

　　对参股并负有管理职责的企业，中央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参股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明确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应当按照以上规定逐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安全生产工作基本要求

　　第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当制定中长期安全生产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实现安全生产与企业发展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第十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积极推行和应用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方法、体系等，实现安全生产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现代化。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应当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风险控制体系、教育体系、监督保证体系等。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运行控制，强化岗位培训、过程督查、总结反馈、持续改进等管理过程，确保体系的有效运行。

　　第十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消除或者减少职工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保障职工职业健康。

　　第十五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包括预案体系、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支持保障体系等。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培训、演练和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工作，落实应急物资与装备，提高企业有效应对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应急管理能力。

　　第十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评估工作，制定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和管理方案，确保重大危险源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第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制度，规范各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的频次、控制管理原则、分级管理模式、分级管理内容等。对排查出的隐患要落实专项治理经费和专职负责人，按时完成整改。

　　第十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严格遵守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国家和行业没有明确规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比例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实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提取足够的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费用应当专户核算并编制使用计划，明确费用投入的项目内容、额度、完成期限、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确保安全生产费用投入的落实，并将落实情况随年度业绩考核总结分析报告同时报送国资委。

　　第二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制度，严格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制度和培训考核制度；严格落实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第二十一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考核和奖惩机制。严格安全生产业绩考核，加大安全生产奖励力度，严肃查处每起责任事故，严格追究事故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新闻发布制度和媒体应对工作机制，及时、主动、准确、客观地向新闻媒体公布事故的有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 企业制定和执行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标准等应当不低于国家和行业要求。

　　第四章 安全生产工作报告制度

　　第二十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的安全生产工作总结和本年度的工作安排报送国资委。

　　第二十五条 中央企业应当按季度、年度对本企业（包括独资及控股并负责管理的企业）所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统计分析并填制报表（见附件2、附件3），于次季度首月15日前和次年度1月底前报国资委。中央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实行零报告制度。

　　第二十六条 中央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突发事件后，应当按以下要求报告国资委：

　　（一）境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中央企业应当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快报（见附件4），按本办法规定的报告流程（见附件5）迅速报告。事故现场负责人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上一级单位负责人报告；以后逐级报告至国资委，且每级时间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

　　（二）境内由于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央企业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国资委报告。

　　（三）境外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中央企业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国资委报告。

　　（四）在中央企业管理的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中央企业作为业主、总承包商或者分包商应当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报告。

　　第二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政府有关部门对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的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及时报国资委备案，并将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报告国资委。

　　第二十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安全生产工作领导机构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名称、组成人员、职责、工作制度及联系方式报国资委备案，并及时报送变动情况。

　　第二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报国资委备案，并及时报送修订情况。

　　第三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活动、重要会议、重大举措和成果、重大问题等重要信息和重要事项，及时报告国资委。

　　第五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与奖惩

　　第三十一条 国资委参与中央企业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并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及国务院批复负责落实或者监督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国资委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督查，督促中央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中央企业违反本办法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的，国资委根据情节轻重要求其改正或者予以通报批评。

　　中央企业半年内连续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国资委除依据有关规定落实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外，对中央企业予以通报批评，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第三十三条 国资委配合有关部门对中央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或者责成有关单位进行调查，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予以处理。

　　第三十四条 国资委根据中央企业考核期内发生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认定情况，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进行下列降级或者降分处理（见附件6）：

　　（一）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期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或者发生瞒报事故的，对该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予以降级处理。

　　（二）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期内发生较大责任事故或者重大责任事故起数达到降级起数的，对该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予以降级处理。

　　（三）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期内发生较大责任事故和重大责任事故但不够降级标准的，对该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予以降分处理。

　　（四）中央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期内连续发生瞒报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对该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予以降级处理。

　　本办法所称责任事故，是指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对事故性质的认定，中央企业或者中央企业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安全事故。

　　第三十五条 对未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中央企业，国资委从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业绩利润中予以扣减，并予以降分处理。

　　第三十六条 授权董事会对经理层人员进行经营业绩考核的中央企业，董事会应当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经理层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绩效薪金挂钩，并比照本办法的安全生产业绩考核规定执行。

　　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安全生产业绩考核情况纳入国资委对董事会的考核评价内容。对董事会未有效履行监督、考核安全生产职能，企业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国资委对董事会予以调整，对有关董事予以解聘。

　　第三十七条 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因安全生产问题受到降级处理的，取消其参加该考核年度国资委组织或者参与组织的评优、评先活动资格。

　　第三十八条 国资委对年度安全生产相对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最好水平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央企业予以表彰。

　　第三十九条 国资委对认真贯彻执行本办法，安全生产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和集体予以表彰奖励。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对特殊行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突发公共事件等级划分按《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国发[2005]11号）附件《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试行）》中安全事故类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境外中央企业除执行本办法外，还应严格遵守所在地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附件：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分类表

　　中央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季报表

　　中央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年度报表

　 中央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快报

　 中央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流程图

　 中央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降分降级处理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