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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与情事变更

张照东 郭小东


【内容摘要】 本文对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各种情事变更条款进行分析，评价其长短得失，探讨了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所采纳的原因，分析了《合同法》施行后情事变更问题的处理方案，展望了情事变更立法的前景。
【关键词】 情事变更 合同法
【作者简介】 张照东，郭小东，福建厦门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8848.net。

一、合同法统一化进程
在1999年之前，中国的合同法律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三个合同法各自规范不同的关系和领域，相互之间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且法律规定过分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合同缺乏法律规定。因此，自1992年中国政府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以来，在现行民法通则和三个合同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现代化的合同法，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部分学者2提出《中国合同法立法方案》后，前后一共出台了五个草案：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一稿)、1995年10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二稿)、1996年6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三稿)、1997年5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专家意见稿(第四稿)、1998年9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稿（第五稿）。在此基础上，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同日公布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统一合同法草案之情事变更条款评析
1、统一合同法第三稿第55条评析
在统一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建议草案并未规定情事变更制度。考虑到上审判实践已有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案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此予以确认并加以规定，这就是第三稿第四章第55条：“合同生效后，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条立法存在的缺陷在于：
（1）将情事变更发生的时间界定为“合同生效后”，这就在适用期间上存在一个漏洞：如果情事变更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生效前，并且对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的影响，此时能否主张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呢?如果可以，显然与“合同生效后”的起始时间相矛盾；如果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予以救济?
（2）以“当事人以外的原因”来概括情事变更的本质不够严密。当事人以外的原因，不仅是指情事变更，还包括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等。另一方面，在情事变更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上又未作规定。这就难以区分情事变更制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情事变更制度的滥用。
（3）以“显失公平”表述情事变更对合同履行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容易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不如“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来得恰当。
2、统一合同法第四稿第52条评析
征求专家意见稿对此作了改动，这就是第四稿第四章第52条：“除不可抗力外，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解除合同。”
与第三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
（1）明确区分了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
（2）以“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取代“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进一步明确揭示了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而且以“发生重大变化”取代“发生情事变更”，明确要求该事件对合同履行影响的严重程度，有利于科学认定情事变更情形，严格掌握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
（3）增加关于重新协商的规定，体现了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这一规定显然是参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第6.2.3条关于再交涉义务的规定，是中国合同法尊重国际条约和惯例的表现，有利于与国际市场接轨。
（4）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性质为请求权而非形成权，即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须经对方同意或经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方可实现，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权利的滥用。
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
（1）与第三稿一样的“显失公平”问题。
（2）取消了“合同生效后”的规定，但又未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
（3）增加了再交涉的规定，但未规定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
3、统一合同法第五稿第77条评析
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之上，征求全民意见稿对此又作了修改，这就是第五稿第四章第77条：“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且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而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与第四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
（1）虽未采取“除不可抗力外”之类的措辞，但“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同样足以将情事变更和不可抗力区别开来，因为导致不可抗力的履行不能被排除在这一表述之外。
（2）不再采用“显失公平”的提法，避免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
（3）“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超出了大陆法系情事变更制度中的履行艰难的范畴，与合同目的落空的含义相近，显然是参考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中的目的落空，这是中国合同法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成功立法的表现。
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
（1）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引起情事变更值得探讨。一般而言，政策只是指引行为方向而未规定具体行为规则，也不象法律法规那样明确规定相应的责任，难以对当事人产生直接影响，不会直接引起情事变更。当然，为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政府发布行政命令或颁布法规规章有可能出现情事变更问题，但此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与其说是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情事变更，不如说是政府干预或法律变动引起了情事变更。
（2）“巨大变化”用语不够准确。客观情事的变化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合同的情事变更，取决于这种变化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必须是对合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才足以构成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巨大变化”只是一般用语，不足以表明客观情事的变化对合同产生的重大影响，建议以“根本变化”取代之。因为是否为根本性变化，必须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断，只有这种变化造成了当事人根据合同不必承担的重大损害，才称得上是根本性的，而客观情事巨大变化有时尚不能产生这种影响。因此，“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比“巨大变化”来得高，更能体现对情事变更制度从严掌握、谨慎适用的要求。
（3）“致使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应该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情事变更情形，即若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履行艰难，但草案的上述规定却未能充分体现出因履行艰难导致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建议以“致使合同的履行将变得艰难或不必要”取代之。
（4）与第四稿一样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建议增加规定：“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5）与第四稿一样未规定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欧洲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简称PECL)第6.111条关于情事变更的法律后果中规定：“……（3）两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间内未能达成合意的场合下，法院可以作如下处置：……C、法院无论在何种场合下，均可对因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地拒绝交涉或退出交涉而使对方蒙受的损失，认定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三、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采纳的原因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三、关于情势变更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大会审议，不少代表提出，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现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对此不作规定。……”3因此，统一合同法没有对情事变更制度作出规定。
从审议报告来分析，情事变更制度之所以未被立法所采纳，主要是基于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和司法环境的顾虑：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种种难以预测的市场因素的变动，经济上的商业风险无处不在，它往往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事变更交织在一起，而二者的区别仅在于量和质的界限，这就使得正常的商业风险与情事变更的关系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的客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情事变更以同样的事实原因出现，某一事件既可能引起不可抗力，也可能构成情事变更，二者的区别取决于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这种重叠性使得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也难以划清，这就产生了如何科学界定情事变更的问题。由此，又会引发人们的另一种担心，即担心不轨法官在断案时利用情事变更制度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我国新《合同法》（1999年）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落空原本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是合同挫折的情形之一。在大陆法系中，与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是情事变更制度。因此，要深入分析《合同法》的该项规定，首先要追溯合同目的落空的来源和含义，其次要摆正合同挫折主义与情事变更制度的关系，还要划定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界限，才能正确地评析这一立法得失。
1、合同目的落空与合同挫折
合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是指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履行过程中消灭了，履行合同成了多余的事。英国法院在1903年的克雷尔诉亨利案(Krell V. Henry)，最早确立了目的落空导致合同受挫理论。英国法院在一系列的加冕典礼案中认为，观看加冕典礼是当事人租赁房屋的目的，这构成了合同存在的基础。在典礼因意外被取消，尽管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并非不可能，只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落空了，再要求其履行已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认定合同遭受挫折了。英国的目的落空理论虽然没有被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所采纳，却得到两次《合同法重述》的认可，4也为美国法院广泛地接受。
合同目的落空理论的核心是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principal purpose)实质性地落空了(substantially frustrated)，因此探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正目的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一般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并不关心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何在，所以若非双方在合同中写明缔约目的，或一方对对方所说的缔约目的没有异议，或主张目的落空者能就此提出证明，或者合同本身的有关情况足以表明该目的的存在，以目的落空主张合同受挫的请求是难以获得法院支持的。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城乡绿化管理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城市绿化管理，促进绿化事业的发展，保持城市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城镇园林绿化管理规定》和其他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区管辖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
第三条 城市绿地，包括以下五类：
（一）公共绿地，指供群众游憩观赏的各种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陵园、小游园、绿化广场、花坛、绿岛和马路、街道等绿地。
（二）专用绿地，指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居住区内的绿地。
（三）生产绿地，指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和竹园、园林绿化科研等生产用地。
（四）防护绿地，指用于城市卫生、环境安全隔离和水土保持等防护目的的绿地。
（五）城郊绿地，是指风景名胜区和城郊其他绿地。
第四条 广州市园林局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主管机关。各区绿化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管理区属园林绿化并负责指导、督促、检查本区范围内各街道和驻地单位的园林绿化工作。
城市规划、房管、市政、建筑、交通、工商、水利、农林、环保、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协同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搞好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所有单位和公民都有绿化城市、保护绿化的义务。

第二章 绿化的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城市绿化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权限：
（一）全市的绿化规划，由市园林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各区管理范围内的绿化规划，由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根据全市的绿化总体规划编制，经市园林局组织有关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各单位应编制本单位绿地的建设规划，报市园林局审批。
第七条 各类绿化规划经批准后，由编制规划部门（单位）组织实施。规划的修改按原批准程序进行。
第八条 新建区、改建旧城区和道路的绿化用地所占比例和绿化建设投资，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新建区和改建旧城区都应按照绿化规划进行绿化建设。
新建、扩建、改建和小区成片开发建设工程的绿化建设，应与整体工程同时规划、设计和实施。审批规划和工程竣工验收，必须会同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共同进行。
第十条 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由领有园林绿化设计或综合设计、施工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并严格执行技术规范。无证照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一条 面临主干道、广场的新建筑物退缩线范围内的空地，除特殊情况经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外，均作绿化用地。

第三章 树木和绿地的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各类绿地都必须严格保护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因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绿地的，须报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交纳费用。
规划中的绿地，不得随意改作他用。确需改变时，须按原审批程序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三条 树木的权属。
（一）由国家投资或群众义务劳动在公共绿地和风景名胜区内种植和管护的树木，属国家所有。
（二）各单位在其用地范围内自行种植和管护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三）城镇居民在自己庭院或宅基地内自行种植和管护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四）住宅区内的树木，归投资种植和管护的单位共有。
树木权属另有协议的，按协议办理。
第十四条 全市公有和私有的林木必须严格保护，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砍伐。确需砍伐时，须报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并交付补种保证金，按规定期限补种。每砍一株，最少补种三株。补种树木的胸径的不得小于三厘米，并保证成活。补种树木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可领回补种保证金。
因特殊事故或灾害等情况需对树木作紧急处理时，可先行处理，但事后须于四十八小时内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补办处理手续。
第十五条 百年以上的树木，稀有珍贵的树木，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严格管理。
第十六条 禁止擅自在公共绿地和风景名胜区内摆设摊档、堆放物料、倾倒废弃物、设置与绿化无关的设施和进行放牧、打鸟、捕鸟、取砂、采石、挖土、修建坟墓、烧香烛和燃放鞭炮；禁止擅自砍折树枝、剥刻树皮、挖损树根、以树承重、采摘花、果、树叶；禁止穿越、践踏损坏绿
篱、花坛、草地以及其他一切破坏绿化的行为。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凡涉及城市绿化、绿地及其设施的，由市园林局作统一处理，所需费由建设单位支付。
第十八条 在已成林的地带，不得安排与绿化无关的建（构）筑物的建设，不得处理路树建骑楼、围墙和临时建（构）筑物。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种建（构）筑物和管线的边线应与树木保持如下的距离：
（1）建（构）筑物距离树冠边沿不得少于两米；
（2）架空电讯线缆应高于树木控制高度的一至一点五米；
（3）架空供电线缆十千伏以下的，应高于树木控制高度一至一点五米，十千伏至二十千伏的为二至二点五米，三十五千伏以上的不得少于三米。
（4）地下电缆、供水和排水管道及其它管线与乔木树干的距离不得少于一米，灌木不得少于六十厘米。
新建、改建、扩建各种建（构）筑物、管线与古树名木的距离由市园林、文物管理部门另作具体规定。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条 对城市绿化事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对检举揭发破坏城市绿化，保护林木、绿地有功的人员和单位，由市园林局每年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园林局视情节轻重，分别作以下处理：
（1）对不按期完成绿化任务或不按规划进行绿化建设的单位和个人，责令限期完成或改正，并按绿化建设所需费用处以罚款。
（2）对侵占绿地的，责令限期退还，并按每平方米每天一至十元处以罚款。
（3）对擅自改变绿地用途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侵占绿地处理。
（4）对临时使用绿地超期不退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每平方米每天一至十元处以罚款。
（5）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的，向权属者赔偿损失，并按所造成损失的一至十倍处以罚款。
（6）对擅自砍伐本单位树木的，按树木价值的一至三倍处以罚款，并限期在指定地点自备苗木补种成活三至五倍的树木。
（7）对擅自砍伐国家、集体和他人树木，或偷盗名贵花木的，没收工具，追回赃物，赔偿损失，按损失价值的一至十倍处以罚款，并限期在指定地点补种成活三至十倍的树木。
（8）对逾期不补种或不办理补种验收手续的，没收保证金，并按保证金的一至五倍处以罚款，再责令限期补种。
（9）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抗拒执行本规定，谩骂、阻碍执罚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或者对树木的权属裁决不服的，均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书次日起十五天内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处罚和裁决单位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市属各县城镇的绿化管理可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市园林局可根据本规定制订实施细则，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园林局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执行。凡本市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198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