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的首要问题/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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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


新政〔2003〕5号　　　　　　　　　（二OO三年二月十三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新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新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完善新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本市非农业户口居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城市（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对常驻非农业户口居民给予适当救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需要的制度。
第三条　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员。具体包括：
（一）夫妻；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包括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外祖父母及父母双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包括继父母、养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尚在校就读的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子女；
（六）民政部门根据本条原则和有关程序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资、薪金、津贴、补贴、劳务报酬、稿酬和各类劳动收入；
（二）继承、接受赠予、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孳生的利息、红利等收入；
（三）财产租赁、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
（四）应当领取的离退休费、各类社会保险金、保障金、赔偿金、养老金、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遗属补助及民政部门定期发放的救济金。　　　　　　　　　　　　　　　　　　　　　赡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为无力提供赡养费，赡养（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应先支出赡养（扶养）费，如果被赡养（抚养）人不在同一家庭的，则将应付的赡养（抚养）费除以被赡养（抚养）人数，得出付给每个被赡养（抚养）人的赡养（抚养）费。
（五）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等其他应计入的合法收入。
第六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定期享受特殊待遇的优抚对象等人员的抚恤金、补助金等；
（二）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
（三）住房公积金和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统筹费、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书报费、洗理费、儿童托费补贴；
（四）独生子女保健费、丧葬费等；
（五）奖学金、助学金、科技成果奖、见义勇为奖；
（六）其他不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七条　家庭收入按家庭实际收入计算，不计算应得未得收入。
（一）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养老金的家庭成员，一律按实际收入计算；家庭收入不稳定时，按申请时前6个月的平均数计算；
（二）破产的国有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领取的一次性安置费，计入本人家庭收入，其计算方式为：（领取的一次性安置费－3年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36个月；
（三）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其所领取的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计入本人家庭收入，其计算方式为：（领取的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领取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期间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所领取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的月数。
第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
（一）属地管理原则；
（二）保障城市（镇）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
（三）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
（四）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九条　市民政局是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农业户口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管理和审批工作。社区居委会在审批机关的指导下，根据审批机关的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十条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县（包括县级市）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制定，并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适时提高。在市辖区执行统一保障标准，县（包括县级市）区执行同一保障标准。
第十一条　申请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户主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收养证、婚姻证书等证明其家庭成员身份关系的证明；
（三）家庭成员收入证明，申请对象家庭成员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1．有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应由所在单位的劳资、人事部门出具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
2．有离退休人员的，应提交离退休养老金的证件或有关凭证；
3．有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应由其提供领取基本生活费的证明或证件；
4．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应有其管理机构出具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标准的证明或证件；
5．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的人员，应由有关管理机构提供的就业状况证明，如丧失劳动能力的，应提供由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合法证明；
6．残疾人应提供残疾证；
7．家庭人员中有农业户口的应提供结婚证、户口证明和家庭养殖业、种植业的收入证明；
8．夫妻离异的，应提供离婚证、离婚判决书或调解书；
9．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明和材料。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申报和审批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如实填写《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收入证明》；
（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在个人自报的基础上，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走访、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核实，并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张榜公布；
（三）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核查结果填写《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四）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在20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调查，并对有关材料及《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进行初审后，报县级民政部门；
（五）县级民政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10日内办理批准手续，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六）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县级民政部门的批准结果在享受低保待遇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及居住地进行第二次张榜公布，7日内无异议的，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代发县级民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对有异议的由管理审批机关进行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纠正。
未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由申请人直接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然后按前款（四）、（五）、（六）项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分别按照下列规定享受：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扶养人的，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按照家庭成员人均实际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差额享受。
第十四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家庭中虽无从业人员但生活来源有其他渠道，且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城镇平均家庭生活水平的；
（二）拥有正在使用的摩托车、手机、空调、上网微机、饮水机及拥有贵重饰品等非生活必需消费品的，有超出家庭人员居住面积需要并用于谋利的房产或不动产；
（三）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
（四）吸毒、赌博且不思悔改的；
（五）被举报或群众反映强烈的，应暂停审批或延期审批，已审批的，暂停享受低保待遇，待落实后，符合低保条件的可继续享受低保待遇，并补发停发的低保金；
（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性质严重的；
（七）不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或不接受审批机关调查核实的；
第十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现金形式按月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从批准的当月开始享受，保障对象持《领取证》、《身份证》和户口簿，每月按规定日期到指定地点领取保障金。要逐步推行保障金社会性发放制度。
第十六条　保障对象家庭成员或人均收入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告知管理审批机关，以便办理停发、减发、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填报《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变更（停发）表》（以下简称《变更表》），按原审批程序，及时为其办理终止、降低或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变更手续；对停止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填写《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停发通知书》，通知本人，并收回《领取证》。
第十七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户口迁移时，应当及时办理迁移手续：
（一）在县（市、区）内迁移的，由县（市、区）民政局出具《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迁移证明》（以下简称《迁移证明》），办理相关手续；
（二）本市跨县（市、区）迁移的，由迁出地的县（市、区）民政局收回《领取证》，出具《迁移证明》，并将迁移对象的档案材料移交迁入地的县（市、区）民政局办理迁移手续；
（三）迁出本市的由所在县（市、区）民政局办理注销手续，收回《领取证》。
民政部门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办理迁移手续时，应在迁移证明上注明办理时限（有效期30天），逾期不办者需重新申请。
第十八条　在法定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保障对象，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积极参加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每月累计不少于24小时，服务纪录记入低保档案。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经有关部门2次推荐提供就业岗位，无故拒不就业的，停发其本人的保障金。
第十九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应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5：5比例共同筹集，县（包括县级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本级财政负担。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按月发放。每月5日前，由民政部门将本月用款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于10日前将资金拨入本级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在款到后10日内将保障金发给保障对象。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低保工作经费，用于低保工作的调研、培训、核查、建档、表证印刷和信息网络建设等业务支出。
第二十一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动态管理。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每月、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县（市、区）民政部门每半年对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复核与审查；对在劳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者，在必要时可随时进行复查；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予以调整。对无经济收入、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扶、抚）养人或虽有法定赡（扶、抚）养人但法定赡（扶、抚）养人无力赡（扶、抚）养的“三无”对象可1年复审一次。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对保障对象在就医、就学、居住等方面特别困难的给予照顾，对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给予就业扶持。
第二十三条　管理审批机关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档案及保障资金审批、发放的监督管理制度。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筹集，加强对保障资金使用的监督，保证保障资金及时、足额拨付，专款专用，不被挤占、挪用。审计、监察部门依法监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及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四条　劳动保障部门每6个月将本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情况通报同级民政部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提前1个月将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满人员名单通报同级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要将当月本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发放情况及时反馈同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五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冒领取的保障金，收回《领取证》，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六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有关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改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范围和标准的；
（二）对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三）对不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擅自批准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四）贪污、挪用、扣压、无故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对为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根据情节，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城市居民对县（市、区）民政局做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保障金的决定以及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向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新乡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可见，澄清法治基本理念，乃法治建设之必须，其中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关系的辨明，即是一例。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虽然，法治必以规范(良法)为前提，但法治不只是表证规范的概念，除良法规范外，与良法规范相配套的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皆为法治之必需。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