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贪污罪犯罪对象不应将不动产排除/姚艳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2 02:32:54 浏览: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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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关于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问题，曾有如下三种认识：一是肯定说，认为公共财物中的不动产也是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动产与不动产是各种财物在客观上的物质表现形态，其本质并未改变，刑法中规定的公共财物并没有限制为动产，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属于公共财产的不动产自然能够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二是否定说，认为贪污罪的对象只限于动产。之所以不动产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是因为不动产不像动产那样可以移动，可以被行为人所占有支配，而不动产的转移必须经过法定的登记程序，不动产的产权只有经过法定程序即通过法定的登记程序才能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三是犹豫说，认为对不动产是否属于贪污罪的对象，不明确表态，而是概括地规定为财物。
我们认为，不动产与动产均可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具体理由是：
1.刑法关于贪污罪对象“公共财物”的性质，并没有“动产”的限定，这意味着在逻辑上可以将不动产置于贪污罪的对象中去理解。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以及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可见，刑法就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共财物”的内涵和外延均未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侵占罪等的犯罪 对象都包括不动产。同样，贪污罪究其犯罪行为，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外，与诈骗犯罪等一般财产犯罪是同样的，而且因为其有着职务便利可以利用，故其犯罪通常情况下更容易得逞，因而公有房屋可以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在我国，虽然不动产的所有权关系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手续才可能将其固定下来。如房屋，若不提交有关财产证明经房地产主管部门审查确认后是无法领取房屋产权证的，从而也就难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但通过采取伪造、涂改、假冒有关证明文件的手段，欺骗产权登记机关而达到变非法为合法占有不动产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做到。对这种行为，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所为，显然应以贪污罪处罚
2.从贪污行为的特性或者说行为的类型性特征分析考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不动产，存在现实可能性。贪污罪在客观上是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手段侵占财物的行为，就其中的“窃取”、“骗取”行为方式而言，与普通盗窃、普通诈骗中行为人事先并不持有所要秘密窃取或者骗取的财物不同、贪污罪中的行为人实际上一般都因为其职务、职责而对公共财物拥有支配权、调拨权、管理权，如对公有房屋行使实际控制权，行为人完全可以在支配管理的情况下，将不动产的所有权转归己有；就其中的“侵吞”行为方式而言，则和普通侵吞、职务侵吞一样，行为人始终拥有着主管、管理、经手单位不动产的职权。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不动产的行为也偶有发生，这些行为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动产行为一样，都侵犯了国有单位的公共财产所有权，触及刑法设立贪污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因而有必要将不动产纳入贪污罪的对象范围。
景县人民检察院 姚艳萍 霸小燕
我们认为，不动产与动产均可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具体理由是：
1.刑法关于贪污罪对象“公共财物”的性质，并没有“动产”的限定，这意味着在逻辑上可以将不动产置于贪污罪的对象中去理解。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以及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可见，刑法就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共财物”的内涵和外延均未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侵占罪等的犯罪 对象都包括不动产。同样，贪污罪究其犯罪行为，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外，与诈骗犯罪等一般财产犯罪是同样的，而且因为其有着职务便利可以利用，故其犯罪通常情况下更容易得逞，因而公有房屋可以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在我国，虽然不动产的所有权关系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手续才可能将其固定下来。如房屋，若不提交有关财产证明经房地产主管部门审查确认后是无法领取房屋产权证的，从而也就难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但通过采取伪造、涂改、假冒有关证明文件的手段，欺骗产权登记机关而达到变非法为合法占有不动产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做到。对这种行为，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所为，显然应以贪污罪处罚
2.从贪污行为的特性或者说行为的类型性特征分析考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不动产，存在现实可能性。贪污罪在客观上是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手段侵占财物的行为，就其中的“窃取”、“骗取”行为方式而言，与普通盗窃、普通诈骗中行为人事先并不持有所要秘密窃取或者骗取的财物不同、贪污罪中的行为人实际上一般都因为其职务、职责而对公共财物拥有支配权、调拨权、管理权，如对公有房屋行使实际控制权，行为人完全可以在支配管理的情况下，将不动产的所有权转归己有；就其中的“侵吞”行为方式而言，则和普通侵吞、职务侵吞一样，行为人始终拥有着主管、管理、经手单位不动产的职权。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不动产的行为也偶有发生，这些行为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动产行为一样，都侵犯了国有单位的公共财产所有权，触及刑法设立贪污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因而有必要将不动产纳入贪污罪的对象范围。
景县人民检察院 姚艳萍 霸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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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房地抵押的若干问题
王胜宇
一、合并抵押不成立法定抵押权
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的，并不成立法定抵押权。所谓法定抵押权，是指不需要当事人设定抵押的合意，也不需办理抵押登记，而根据法律规定直接发生抵押效力的抵押权。观诸世界各国的抵押权制度，法定抵押权的情形主要有下列几种：
1、公法性质的法定抵押权。如瑞士《民法典》第836条规定，基于公法或其他对土地所有人有普遍约束力的，并由各地州法规定的不动产抵押权，除另有规定外，虽未登记，仍生效力。此类抵押权是为了确保国家税收等权利的实现。
2、基于和抵押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法定抵押权。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121条规定，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未成年人与受监护的成年人对监护人或者法定管理人的财产，国家、省、市镇行政公共机构对税收人员和会计人员的财产等享有法定抵押权。这类法定抵押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夫妻一方，未成年人或者国家、省、市镇等的合法效益，确保其对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特殊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债权的实现。因为在上述主体关系中，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税收人员或者会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另一方的财产，存在利用这种优势侵吞另一方利益从而增加自己财产的极大风险与可能，所以，法律有必要给与特殊的保护。
法定抵押权的目的在于对特殊债权给予特别保护，除特别的公法上的债权外，其原因大多在于，该债权的产生是抵押物保值、增值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该债权，就不会有抵押物的现存价值，所以，如果不规定法定抵押权，就会导致特定债权人的财产充当了其他债权人的担保，从而破坏了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也不利于激发债权人对抵押物保值、增值的积极性。所以，法律规定了法定抵押权，允许该债权人不经合意、不需登记，就可以获得抵押权。但是，我国土地和房屋一并抵押的规定，却显然与上述两种情况无关，它解决的不是债权和抵押物的价值的关系问题，而是土地和土地之上建筑物的关系问题。
二、房地合并抵押绝对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土地和地上建筑关系的民法模式
关于土地和土地上建筑的关系，近代民法大致有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土地与建筑物是一个物，建筑物是土地的重要成分。德国《民法典》第94条规定，附着于土地上的物，特别是建筑物，以及与土地尚未分离的出产物，属于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土地和地上物分别登记，分别流转，以至出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以日本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建筑物和土地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我国台湾地区也是这种模式。由于土地和房屋在法律上属于不同的物，但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建筑物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土地，当土地和房屋所有权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只能通过地上权的关系来处理，也就是通过土地所有人为建筑物所有人设定地上权的方式解决建筑物的占地问题。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约定的情况下，视为已有法定地上权的设定。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876条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同属于一人所有，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为抵押者，于抵押物拍卖时，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其地租由当事人协议定之，协议不谐时，须申请法院定之。
2、我国采取的民法模式
我国大陆和日本及我国台湾相同，坚持认为土地和地上的房屋属于不同的物。由于我国坚持土地公有制，而房屋却一直是私有财产，土地和房屋的分离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土地公有制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坚持房屋与土地的分离，对于实现房屋的流转，维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这种土地和房屋的分离，随着房屋和土地的分别登记日益得到强化。但是，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如果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需要像台湾那样通过法定的土地权利来解决房屋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我国不但没有规定法定地上权，反而为了回避权利冲突，规定了房、地一起抵押的做汉。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3、我国采取立法的原因
立法者为什么采取这种做法，而不是法定地上权的做法来解决土地和房屋权利的冲突，不得而知。我认为主是为了方便司法。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土地和房屋在自然上不可区分，所以当权利人将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或者抵押时，将它们一并转让或纳入抵押，这对司法者来说操作最为简便易行。但是，这种简单的做法恐怕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当时立法者乃至整个学界对法定地上权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1990年《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颁布实施的时候，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刚刚开始有限度的流转，民法研究非常肤浅，法定地上权的精湛设计对大多人来说闻所未闻。
（2）、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私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私有的房屋是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类似传统的地上权）基础之上的，而土地使用权年限相比来说较短，如果在土地使用权上再设定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权，恐怕成本过高，而且，理论上也存在很多难点。
（3）、当时土地使用权制度主要是解决土地的有偿使用问题，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更多的是限制。使用权流转导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房地合并抵押的简单划一的做法是最方便的。
（4）、盲目采取房地合并抵押产生的后果，这种做法显然只是掩盖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矛盾。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离的现实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为此现实提供解决办法，而是不顾这一现实，采取将土地和房屋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这就造成了制度内部的逻辑紊乱。随着新建房屋的不断增多，随着房屋流转的日益频繁，我国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冲突也就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房地分别登记的情况下，再盲目地绝对坚持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无法确定土地权利抵押权设定的时间和顺位，对交易安全造成危害。房地合并抵押并没有确定房屋抵押登记或者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哪一个要优先进行，导致了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地上房屋随之抵押；其后，房屋所有权抵押的，其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抵押。由于两次抵押是在不同的登记机关办理的，都属于第一顺位的抵押登记。但是，二者实际上又是重复的。根据一般的登记法理，登记顺位是由纳入登记簿的先后决定的，由于这两个抵押权是分别登记在不同的登记簿上，所以，在它们之间也就不存在谁是第一顺位的问题。两次登记的当事人都有主张自己是第一顺位的理由。所以，确定谁是第一顺位的，都对另一方不公平。
（2）、给债务人利用重复担保进行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实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将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后，在房屋建成后再到房产部门办理抵押贷款。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但是，房屋抵押时，其价值的计算并没有除去已被抵押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因此，在土地使用权部分是重复抵押的，这很显然违反了《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即使我们从学理出发允许重复抵押，但是，重复抵押的进行，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只有在前抵押顺位的抵押权人获得优先受偿后才能就其余额优先受偿。所以，一般来说，考虑到后顺位的抵押权实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前顺位的抵押权的风险，后顺位的抵押权人会提高对债务人的贷款利率，这就要求其能够明确的知晓自己作为后顺位的地位，从而注意自己的风险，适当提高贷款的利率。但是，在我国现有分别登记的情形下，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却无从知晓自己的风险。债务人没有支付重复抵押的代价，却获得了重复抵押的收益，这对后顺位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债务人的做法也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3）、在当事人明确约定只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强行规定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削弱了当事人的物权合意在物权变动中的作用，不利于当事人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交易生活，分配自己的交易风险。众所周知，抵押的范围是和债务人的代价紧密相关的，抵押人仅仅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还是以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来担保债务，和债务的内容，尤其和债务人支付的利息等是密切相关的。担保物的价值越高，债权人的风险越小，主债务人承担的代价相应越小。反之，担保物的价值越低，债权人的风险越大，主债务人的代价相应增加。所以，抵押物的范围和价值是和债权人的风险、债务人的代价成正比的。在债务人的代价未变的情况下，片面扩张抵押物的范围，增加抵押物的价值，减少债权人的风险，对债务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角度来讲，对当事人未设定抵押的部分，如果承认其也属于抵押范围，是不合适的。
三、片面要求房地合并抵押，是对抵押和转让的混淆
上文已经提到，我国关于房地合并抵押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导致的矛盾。但是，只有在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时，包括当事人约定转让以及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法院为了实现抵押权而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进行的转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转让和抵押毕竟不同。转让是现实的转让，而抵押只是以抵押物充当债权的担保，如果到期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就对抵押物实行拍卖，以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到期债务人履行了债务，抵押权作为从属性权利，也就归于消灭，抵押物所有人可以要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设定只是意味着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变卖抵押物以实现抵押权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权利的转移。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所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易其主体的问题就不会发生。所以，即使我们承认房地合并转移的必要性，也并不能以此作为合并抵押的理由。更何况，房地合并转移的合理性还有待于商榷呢？
四、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效力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是对抵押权性质的误解
抵押权是一种价值权利，它所支配的是抵押物的价值。即使我们承认实现抵押权时应将土地和房屋一并拍卖，也并不能得出抵押权人可以就全部的变卖价值优先受偿。抵押物价值的实现和抵押物的价值绝对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抵押物的价值的变现需要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就可以违背当事人的约定，任意扩张抵押权可以支配的抵押物价值的范围。在这方面，土地上已经建有房屋但是仅仅约定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又建有房屋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二者设定抵押权的合意都只是针对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二者都牵涉抵押权实现时如何避免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异其主体的问题。根据《担保法》第三是五条的规定，城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单独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也应参照此规定办理。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范围仍然是单独设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在实现抵押权，需要拍卖土地使用权时，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起拍卖，但对未设定抵押权的部分，抵押权人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例如：当事人甲用自己建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以担保丙的债务为目的为债权人乙设定抵押权，甲乙二人约定仅就土地使用权部分设定抵押，并且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现在债务人丙到期无法清偿债务，抵押权人乙主张。尽管房屋所有权部分没有约定，也没有办理登记，但根据法律规定，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而抵押人则认为，抵押权的范围只是针对约定抵押并办理登记的土地使用权部分，对房屋所有权，虽然可以一同拍卖，但是债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上述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决原告乙“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五、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是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有关房地合并转让、抵押的规范性质的误解
1、我国对于房地抵押的法律规定
检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前文已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没有涉及抵押问题，而仅仅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所以，适用这一条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另外两条所规定的情形，只是针对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情形。房屋所有权人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因为房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土地之上，必须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基础，不能是空中楼阁，所以，为了简化房地产交易关系，法律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一并转让和抵押。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转让、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必须将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和转让。
2、我国房地抵押、转让的法律分析
（1）、按照法理来说，抵押、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都有一个单独抵押、转让还是房地一起抵押、转让的问题，为什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只规定房屋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猜得到。不过《担保法》此条所处的位置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释。一般的说，条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规范总要有一个规范群，立法者不会无缘无故的组成一个规范群，规范群内部的逻辑联系恰恰可以窥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所以，在民法解释学上，体系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有意思的是，如果仅仅单独设定房屋或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也随之抵押的话，就是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本条应该规定在《担保法》第三章第三条抵押的效力一节，方才合乎逻辑。但是，本条并没放在此处，而是放在了抵押和抵押物那一节，在这一节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抵押权扩张的问题，而是什么情况下，哪些财产可以充当抵押物的问题。《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衡量这两款，第二款仅仅规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言外之意，对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允许抵押。但是，再回来参考第一款，如果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抵押的，那么，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就应该同时抵押。这在第三款的印证下更加鲜明。第三款针对集体乡镇村企业的体积土地使用权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不允许单独抵押，但是，如果以企业建筑物抵押的，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所以，我认为，主张《担保法》的本条规定扩张了抵押权的效力，可能是一个误读，本条的目的或许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划拨国有土地地用权或者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或者流转问题，而不是在于扩张抵押权的效力。
（2）、房屋土地的同时抵押是不是《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大可怀疑。《担保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根据本条的规定，首先，房屋和土地的合并转让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引导性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改变这一规定。改变的方法就是为房屋所有人设定土地的承租权，使他人的房屋所有权建立在对土地使用权人的承租权基础之上，从而利用承租权机制解决房屋的土地权属问题。其次，本条明确规定了，即使为了避免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属于不同主体所导致的矛盾，要求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同时拍卖，也并不因此就导致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抵押权效力仍然局限于抵押权设定的范围，对未约定抵押的部分，抵押权人并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因此，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渔业条例
(2012年5月25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五章 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人工养殖，维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生产以及与渔业有关的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水域、滩涂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开发利用，加强渔业资源、渔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水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加大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扶持规模化、特色化养殖，发展水产品加工，促进渔业产业化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渔业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可以在重要的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配备渔业行政执法人员。
发展改革、财政、水利、林业、国土资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卫生、商务、工商、公安、安全生产监督、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渔业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其他水域的渔业，按行政区域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管理，或者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六条 鼓励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
鼓励渔业生产者依法自愿成立或者参加渔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作关系。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渔业生产者负担。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应当承担的税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渔业生产者收费、摊派、集资。
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收费应当开具省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对不开具省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的，渔业生产者有权拒绝缴纳。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渔业生产风险防范机制，加强风险预测和风险提示，鼓励渔业生产者参加互助保险、商业保险。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对渔业生产者造成重大损失，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应急措施，并为渔业生产者恢复生产提供帮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财政、渔业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基本生活困难、符合救助条件的渔业生产者给予适当救助。
第九条 在渔业生产、渔业资源保护、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渔业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养殖业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对水域、滩涂利用的统一规划，会同发展改革、国土资源、水利、环境保护、城乡规划、林业等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水产养殖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水产养殖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利和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城乡规划、湿地保护规划等相衔接。
水产养殖规划应当合理确定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域、滩涂，同时根据水域、滩涂环境状况划分养殖功能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布局，确定养殖规模、养殖方式。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申请核发养殖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养殖的水域、滩涂以及规模、方式等符合水产养殖规划；
(二)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养殖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符合条件的，应当自审查和核查完成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养殖申请在水域、滩涂所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十日；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审查和核查完成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养殖申请人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核发国家所有水域、滩涂的养殖证时，应当优先安排下列当地渔业生产者从事水产养殖：
(一)以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二)因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由捕捞业转产从事养殖业的；
(三)因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调整，需要另行安排养殖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
第十四条 承包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后，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养殖证。
第十五条 依法取得养殖证的水域、滩涂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已依法许可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国家所有养殖水域、滩涂的，应当依法对水产养殖单位或者个人予以补偿。
因国家建设需要征收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商品鱼生产基地、水产养殖苗种基地和城市郊区重要养殖水域等基本养殖池塘的保护，稳定基本养殖水域面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和无规定水生动物疫病区的建设。
第十七条 水产苗种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有关水产苗种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经批准后方可从事生产。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第十八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取得养殖证的，按照养殖证载明的养殖范围、规模、方式和期限进行水产养殖；
(二)遵守国家有关渔用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动物防疫的法律、法规，执行水产养殖技术标准和规范；
(三)投饵养殖的，按照水产养殖规划控制投饵容量，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投饵养殖；
(四)不得在江河、湖泊、水库使用无机肥、有机肥、生物复合肥等进行水产养殖。
第十九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应当建立水产品生产记录，对水产养殖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使用和停用日期、疫病发生和防治情况以及收获、捕捞日期等进行如实记载。水产品生产记录应当保存两年。
鼓励从事水产养殖的个人建立水产品生产记录。
第三章 捕捞业
第二十条 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其他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有关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或者协商确定，逐级分解下达。捕捞限额总量的分配应当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
第二十一条 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在江河、湖泊、水库从事渔业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不得进行捕捞作业。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捕捞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水域的捕捞许可证，由有管辖权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第二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捕捞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符合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
第二十三条 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捕捞许可证核准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进行作业；
(二)遵守国家和省有关禁渔区、禁渔期等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
(三)随船携带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船员证书；
(四)按照国家规定随船配备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污物收集处理等设备，保证渔业船舶符合适航要求，并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
(五)不得在航道、港口、渡口码头和渡运航线设置固定渔具影响正常通航。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渔港及渔港公用的航道和航标、导航、通信预警等安全设施建设和日常维护管理，维护渔港的正常秩序。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渔港建设。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支持长期从事捕捞业的渔民从事水产养殖、休闲渔业或者其他职业；对统一规划转产转业的渔民，应当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在重要渔业水域组织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增加渔业资源。
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时，禁止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
用于人工增殖放流的亲体、苗种等水生生物应当是本地种；苗种应当是本地种的原种或者子一代，确需放流其他苗种的，应当通过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用于人工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物种，应当由有资质的生产单位提供。
第二十七条 在江河、湖泊、水库捕捞天然生长和人工增殖的渔业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组织征收，专门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生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原产地实行重点保护。
禁止捕杀、伤害、出售、收购、加工、运输、携带白鳍豚、江豚、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国家和本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产种质资源、本省特有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
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划定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濒危或者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的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具体名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十条 根据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实行禁渔区、禁渔期制度。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和珠江流域江西境内水域的禁渔区、禁渔期，按照国家规定执行。赣江、信江、抚河、饶河、修河干流水域的禁渔区、禁渔期，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在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作业，禁止销售禁渔区渔获物。
第三十一条 在渔业水域、滩涂从事采砂、筑坝、建闸、建桥、建码头、整治河道(航道)、采矿、爆破、设置工厂排污口等施工作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批准或者核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前，应当征求同级渔业主管部门意见。
进行水下爆破、勘探等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有严重影响的，作业单位应当事先同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协商，采取防范措施，并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监督执行，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损害；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赔偿。
第三十二条 养殖水域用于农业灌溉、排涝、蓄洪时，要本着渔农兼顾的原则，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渔业生产所需要的最低水位线。不按照确定的最低水位线作业而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水库养鱼不得影响饮用水水源、灌溉、通航、防洪、发电和大坝安全。
第三十三条 禁止围湖造地、围湖养殖。沿江、沿湖的滩涂不得擅自围垦；重要的苗种基地和养殖场所不得围垦。
第三十四条 禁止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
在天然水域禁止使用定置网、机动底拖网、拦河网、吸螺(蚌、蚬)、迷魂阵等渔具、捕捞方法捕捞；长江江西段水域禁止使用深水张网、插网和三层刺网捕捞。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或者宣传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
第三十五条 禁止向渔业水域、滩涂倾倒污染物、废弃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渔业水域的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因污染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损害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第五章 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完善水产品市场安全准入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养殖的指导和水产养殖投入品、产出品和产地环境的监督管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水生生物防疫、检疫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水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环节的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推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制度。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经认定、认证合格，依法取得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转让、涂改、出租。
第三十八条 水产养殖用水应当符合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养殖场所的进排水系统应当分开，养殖废水排放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养殖用水水质监测，养殖用水水质受到污染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经净化处理达到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后方可使用；污染严重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渔业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 渔用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生产，不得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
销售渔用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其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不得销售违禁药物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商品。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兽医、饲料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对渔用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监督检查。
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农业主管部门，将渔用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水产品等列入全年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计划，定期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一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应当建立水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
养殖者使用违禁药物生产的水产品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费用由养殖者承担。
第四十二条 渔业水域遭受突发性污染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报告。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可以发布公告，禁止在规定的期限和受污染区域内采捕水产品；情况严重时，应当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第四十三条 禁止将国家禁用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用于水产品加工、储存和运输，禁止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等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水产品上市销售。
第四十四条 从事水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经营档案，记载产品来源、供货方、产品去向等相关信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核发养殖证、捕捞许可证的；
(二)参与或者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违反规定征收、使用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等款项的；
(四)未依法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五)未依法履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造成水产品安全事故的；
(六)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投饵养殖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在江河、湖泊、水库使用无机肥、有机肥、生物复合肥等进行水产养殖的，责令改正；造成水域环境严重污染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定，未随船配备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污物收集处理等设备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时，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销售禁渔区渔获物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伪造、冒用、转让、涂改、出租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和受污染区域内采捕水产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王胜宇
一、合并抵押不成立法定抵押权
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的，并不成立法定抵押权。所谓法定抵押权，是指不需要当事人设定抵押的合意，也不需办理抵押登记，而根据法律规定直接发生抵押效力的抵押权。观诸世界各国的抵押权制度，法定抵押权的情形主要有下列几种：
1、公法性质的法定抵押权。如瑞士《民法典》第836条规定，基于公法或其他对土地所有人有普遍约束力的，并由各地州法规定的不动产抵押权，除另有规定外，虽未登记，仍生效力。此类抵押权是为了确保国家税收等权利的实现。
2、基于和抵押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法定抵押权。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121条规定，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未成年人与受监护的成年人对监护人或者法定管理人的财产，国家、省、市镇行政公共机构对税收人员和会计人员的财产等享有法定抵押权。这类法定抵押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夫妻一方，未成年人或者国家、省、市镇等的合法效益，确保其对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特殊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债权的实现。因为在上述主体关系中，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税收人员或者会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另一方的财产，存在利用这种优势侵吞另一方利益从而增加自己财产的极大风险与可能，所以，法律有必要给与特殊的保护。
法定抵押权的目的在于对特殊债权给予特别保护，除特别的公法上的债权外，其原因大多在于，该债权的产生是抵押物保值、增值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该债权，就不会有抵押物的现存价值，所以，如果不规定法定抵押权，就会导致特定债权人的财产充当了其他债权人的担保，从而破坏了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也不利于激发债权人对抵押物保值、增值的积极性。所以，法律规定了法定抵押权，允许该债权人不经合意、不需登记，就可以获得抵押权。但是，我国土地和房屋一并抵押的规定，却显然与上述两种情况无关，它解决的不是债权和抵押物的价值的关系问题，而是土地和土地之上建筑物的关系问题。
二、房地合并抵押绝对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土地和地上建筑关系的民法模式
关于土地和土地上建筑的关系，近代民法大致有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土地与建筑物是一个物，建筑物是土地的重要成分。德国《民法典》第94条规定，附着于土地上的物，特别是建筑物，以及与土地尚未分离的出产物，属于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土地和地上物分别登记，分别流转，以至出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以日本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建筑物和土地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我国台湾地区也是这种模式。由于土地和房屋在法律上属于不同的物，但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建筑物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土地，当土地和房屋所有权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只能通过地上权的关系来处理，也就是通过土地所有人为建筑物所有人设定地上权的方式解决建筑物的占地问题。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约定的情况下，视为已有法定地上权的设定。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876条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同属于一人所有，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为抵押者，于抵押物拍卖时，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其地租由当事人协议定之，协议不谐时，须申请法院定之。
2、我国采取的民法模式
我国大陆和日本及我国台湾相同，坚持认为土地和地上的房屋属于不同的物。由于我国坚持土地公有制，而房屋却一直是私有财产，土地和房屋的分离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土地公有制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坚持房屋与土地的分离，对于实现房屋的流转，维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这种土地和房屋的分离，随着房屋和土地的分别登记日益得到强化。但是，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如果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需要像台湾那样通过法定的土地权利来解决房屋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我国不但没有规定法定地上权，反而为了回避权利冲突，规定了房、地一起抵押的做汉。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3、我国采取立法的原因
立法者为什么采取这种做法，而不是法定地上权的做法来解决土地和房屋权利的冲突，不得而知。我认为主是为了方便司法。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土地和房屋在自然上不可区分，所以当权利人将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或者抵押时，将它们一并转让或纳入抵押，这对司法者来说操作最为简便易行。但是，这种简单的做法恐怕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当时立法者乃至整个学界对法定地上权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1990年《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颁布实施的时候，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刚刚开始有限度的流转，民法研究非常肤浅，法定地上权的精湛设计对大多人来说闻所未闻。
（2）、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私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私有的房屋是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类似传统的地上权）基础之上的，而土地使用权年限相比来说较短，如果在土地使用权上再设定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权，恐怕成本过高，而且，理论上也存在很多难点。
（3）、当时土地使用权制度主要是解决土地的有偿使用问题，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更多的是限制。使用权流转导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房地合并抵押的简单划一的做法是最方便的。
（4）、盲目采取房地合并抵押产生的后果，这种做法显然只是掩盖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矛盾。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离的现实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为此现实提供解决办法，而是不顾这一现实，采取将土地和房屋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这就造成了制度内部的逻辑紊乱。随着新建房屋的不断增多，随着房屋流转的日益频繁，我国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冲突也就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房地分别登记的情况下，再盲目地绝对坚持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无法确定土地权利抵押权设定的时间和顺位，对交易安全造成危害。房地合并抵押并没有确定房屋抵押登记或者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哪一个要优先进行，导致了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地上房屋随之抵押；其后，房屋所有权抵押的，其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抵押。由于两次抵押是在不同的登记机关办理的，都属于第一顺位的抵押登记。但是，二者实际上又是重复的。根据一般的登记法理，登记顺位是由纳入登记簿的先后决定的，由于这两个抵押权是分别登记在不同的登记簿上，所以，在它们之间也就不存在谁是第一顺位的问题。两次登记的当事人都有主张自己是第一顺位的理由。所以，确定谁是第一顺位的，都对另一方不公平。
（2）、给债务人利用重复担保进行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实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将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后，在房屋建成后再到房产部门办理抵押贷款。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但是，房屋抵押时，其价值的计算并没有除去已被抵押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因此，在土地使用权部分是重复抵押的，这很显然违反了《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即使我们从学理出发允许重复抵押，但是，重复抵押的进行，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只有在前抵押顺位的抵押权人获得优先受偿后才能就其余额优先受偿。所以，一般来说，考虑到后顺位的抵押权实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前顺位的抵押权的风险，后顺位的抵押权人会提高对债务人的贷款利率，这就要求其能够明确的知晓自己作为后顺位的地位，从而注意自己的风险，适当提高贷款的利率。但是，在我国现有分别登记的情形下，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却无从知晓自己的风险。债务人没有支付重复抵押的代价，却获得了重复抵押的收益，这对后顺位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债务人的做法也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3）、在当事人明确约定只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强行规定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削弱了当事人的物权合意在物权变动中的作用，不利于当事人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交易生活，分配自己的交易风险。众所周知，抵押的范围是和债务人的代价紧密相关的，抵押人仅仅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还是以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来担保债务，和债务的内容，尤其和债务人支付的利息等是密切相关的。担保物的价值越高，债权人的风险越小，主债务人承担的代价相应越小。反之，担保物的价值越低，债权人的风险越大，主债务人的代价相应增加。所以，抵押物的范围和价值是和债权人的风险、债务人的代价成正比的。在债务人的代价未变的情况下，片面扩张抵押物的范围，增加抵押物的价值，减少债权人的风险，对债务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角度来讲，对当事人未设定抵押的部分，如果承认其也属于抵押范围，是不合适的。
三、片面要求房地合并抵押，是对抵押和转让的混淆
上文已经提到，我国关于房地合并抵押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导致的矛盾。但是，只有在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时，包括当事人约定转让以及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法院为了实现抵押权而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进行的转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转让和抵押毕竟不同。转让是现实的转让，而抵押只是以抵押物充当债权的担保，如果到期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就对抵押物实行拍卖，以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到期债务人履行了债务，抵押权作为从属性权利，也就归于消灭，抵押物所有人可以要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设定只是意味着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变卖抵押物以实现抵押权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权利的转移。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所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易其主体的问题就不会发生。所以，即使我们承认房地合并转移的必要性，也并不能以此作为合并抵押的理由。更何况，房地合并转移的合理性还有待于商榷呢？
四、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效力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是对抵押权性质的误解
抵押权是一种价值权利，它所支配的是抵押物的价值。即使我们承认实现抵押权时应将土地和房屋一并拍卖，也并不能得出抵押权人可以就全部的变卖价值优先受偿。抵押物价值的实现和抵押物的价值绝对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抵押物的价值的变现需要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就可以违背当事人的约定，任意扩张抵押权可以支配的抵押物价值的范围。在这方面，土地上已经建有房屋但是仅仅约定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又建有房屋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二者设定抵押权的合意都只是针对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二者都牵涉抵押权实现时如何避免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异其主体的问题。根据《担保法》第三是五条的规定，城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单独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也应参照此规定办理。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范围仍然是单独设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在实现抵押权，需要拍卖土地使用权时，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起拍卖，但对未设定抵押权的部分，抵押权人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例如：当事人甲用自己建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以担保丙的债务为目的为债权人乙设定抵押权，甲乙二人约定仅就土地使用权部分设定抵押，并且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现在债务人丙到期无法清偿债务，抵押权人乙主张。尽管房屋所有权部分没有约定，也没有办理登记，但根据法律规定，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而抵押人则认为，抵押权的范围只是针对约定抵押并办理登记的土地使用权部分，对房屋所有权，虽然可以一同拍卖，但是债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上述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决原告乙“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五、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是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有关房地合并转让、抵押的规范性质的误解
1、我国对于房地抵押的法律规定
检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前文已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没有涉及抵押问题，而仅仅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所以，适用这一条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另外两条所规定的情形，只是针对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情形。房屋所有权人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因为房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土地之上，必须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基础，不能是空中楼阁，所以，为了简化房地产交易关系，法律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一并转让和抵押。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转让、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必须将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和转让。
2、我国房地抵押、转让的法律分析
（1）、按照法理来说，抵押、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都有一个单独抵押、转让还是房地一起抵押、转让的问题，为什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只规定房屋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猜得到。不过《担保法》此条所处的位置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释。一般的说，条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规范总要有一个规范群，立法者不会无缘无故的组成一个规范群，规范群内部的逻辑联系恰恰可以窥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所以，在民法解释学上，体系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有意思的是，如果仅仅单独设定房屋或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也随之抵押的话，就是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本条应该规定在《担保法》第三章第三条抵押的效力一节，方才合乎逻辑。但是，本条并没放在此处，而是放在了抵押和抵押物那一节，在这一节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抵押权扩张的问题，而是什么情况下，哪些财产可以充当抵押物的问题。《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衡量这两款，第二款仅仅规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言外之意，对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允许抵押。但是，再回来参考第一款，如果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抵押的，那么，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就应该同时抵押。这在第三款的印证下更加鲜明。第三款针对集体乡镇村企业的体积土地使用权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不允许单独抵押，但是，如果以企业建筑物抵押的，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所以，我认为，主张《担保法》的本条规定扩张了抵押权的效力，可能是一个误读，本条的目的或许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划拨国有土地地用权或者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或者流转问题，而不是在于扩张抵押权的效力。
（2）、房屋土地的同时抵押是不是《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大可怀疑。《担保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根据本条的规定，首先，房屋和土地的合并转让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引导性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改变这一规定。改变的方法就是为房屋所有人设定土地的承租权，使他人的房屋所有权建立在对土地使用权人的承租权基础之上，从而利用承租权机制解决房屋的土地权属问题。其次，本条明确规定了，即使为了避免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属于不同主体所导致的矛盾，要求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同时拍卖，也并不因此就导致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抵押权效力仍然局限于抵押权设定的范围，对未约定抵押的部分，抵押权人并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因此，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江西省渔业条例
江西省渔业条例
(2012年5月25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五章 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人工养殖，维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生产以及与渔业有关的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水域、滩涂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开发利用，加强渔业资源、渔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水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加大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扶持规模化、特色化养殖，发展水产品加工，促进渔业产业化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渔业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可以在重要的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配备渔业行政执法人员。
发展改革、财政、水利、林业、国土资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卫生、商务、工商、公安、安全生产监督、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渔业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其他水域的渔业，按行政区域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管理，或者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六条 鼓励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
鼓励渔业生产者依法自愿成立或者参加渔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作关系。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渔业生产者负担。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应当承担的税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渔业生产者收费、摊派、集资。
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收费应当开具省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对不开具省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的，渔业生产者有权拒绝缴纳。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渔业生产风险防范机制，加强风险预测和风险提示，鼓励渔业生产者参加互助保险、商业保险。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对渔业生产者造成重大损失，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应急措施，并为渔业生产者恢复生产提供帮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财政、渔业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基本生活困难、符合救助条件的渔业生产者给予适当救助。
第九条 在渔业生产、渔业资源保护、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渔业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养殖业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对水域、滩涂利用的统一规划，会同发展改革、国土资源、水利、环境保护、城乡规划、林业等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水产养殖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水产养殖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利和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城乡规划、湿地保护规划等相衔接。
水产养殖规划应当合理确定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域、滩涂，同时根据水域、滩涂环境状况划分养殖功能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布局，确定养殖规模、养殖方式。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申请核发养殖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养殖的水域、滩涂以及规模、方式等符合水产养殖规划；
(二)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养殖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符合条件的，应当自审查和核查完成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养殖申请在水域、滩涂所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十日；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审查和核查完成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养殖申请人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核发国家所有水域、滩涂的养殖证时，应当优先安排下列当地渔业生产者从事水产养殖：
(一)以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二)因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由捕捞业转产从事养殖业的；
(三)因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调整，需要另行安排养殖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
第十四条 承包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后，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养殖证。
第十五条 依法取得养殖证的水域、滩涂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已依法许可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国家所有养殖水域、滩涂的，应当依法对水产养殖单位或者个人予以补偿。
因国家建设需要征收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商品鱼生产基地、水产养殖苗种基地和城市郊区重要养殖水域等基本养殖池塘的保护，稳定基本养殖水域面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和无规定水生动物疫病区的建设。
第十七条 水产苗种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有关水产苗种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经批准后方可从事生产。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第十八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取得养殖证的，按照养殖证载明的养殖范围、规模、方式和期限进行水产养殖；
(二)遵守国家有关渔用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动物防疫的法律、法规，执行水产养殖技术标准和规范；
(三)投饵养殖的，按照水产养殖规划控制投饵容量，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投饵养殖；
(四)不得在江河、湖泊、水库使用无机肥、有机肥、生物复合肥等进行水产养殖。
第十九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应当建立水产品生产记录，对水产养殖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使用和停用日期、疫病发生和防治情况以及收获、捕捞日期等进行如实记载。水产品生产记录应当保存两年。
鼓励从事水产养殖的个人建立水产品生产记录。
第三章 捕捞业
第二十条 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其他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有关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或者协商确定，逐级分解下达。捕捞限额总量的分配应当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
第二十一条 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在江河、湖泊、水库从事渔业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不得进行捕捞作业。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捕捞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水域的捕捞许可证，由有管辖权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第二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捕捞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符合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
第二十三条 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捕捞许可证核准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进行作业；
(二)遵守国家和省有关禁渔区、禁渔期等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
(三)随船携带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船员证书；
(四)按照国家规定随船配备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污物收集处理等设备，保证渔业船舶符合适航要求，并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
(五)不得在航道、港口、渡口码头和渡运航线设置固定渔具影响正常通航。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渔港及渔港公用的航道和航标、导航、通信预警等安全设施建设和日常维护管理，维护渔港的正常秩序。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渔港建设。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支持长期从事捕捞业的渔民从事水产养殖、休闲渔业或者其他职业；对统一规划转产转业的渔民，应当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在重要渔业水域组织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增加渔业资源。
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时，禁止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
用于人工增殖放流的亲体、苗种等水生生物应当是本地种；苗种应当是本地种的原种或者子一代，确需放流其他苗种的，应当通过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用于人工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物种，应当由有资质的生产单位提供。
第二十七条 在江河、湖泊、水库捕捞天然生长和人工增殖的渔业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组织征收，专门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生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原产地实行重点保护。
禁止捕杀、伤害、出售、收购、加工、运输、携带白鳍豚、江豚、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国家和本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产种质资源、本省特有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
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划定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濒危或者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的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具体名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十条 根据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实行禁渔区、禁渔期制度。
鄱阳湖、长江江西段和珠江流域江西境内水域的禁渔区、禁渔期，按照国家规定执行。赣江、信江、抚河、饶河、修河干流水域的禁渔区、禁渔期，由省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在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作业，禁止销售禁渔区渔获物。
第三十一条 在渔业水域、滩涂从事采砂、筑坝、建闸、建桥、建码头、整治河道(航道)、采矿、爆破、设置工厂排污口等施工作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批准或者核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前，应当征求同级渔业主管部门意见。
进行水下爆破、勘探等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有严重影响的，作业单位应当事先同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协商，采取防范措施，并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监督执行，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损害；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赔偿。
第三十二条 养殖水域用于农业灌溉、排涝、蓄洪时，要本着渔农兼顾的原则，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渔业生产所需要的最低水位线。不按照确定的最低水位线作业而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水库养鱼不得影响饮用水水源、灌溉、通航、防洪、发电和大坝安全。
第三十三条 禁止围湖造地、围湖养殖。沿江、沿湖的滩涂不得擅自围垦；重要的苗种基地和养殖场所不得围垦。
第三十四条 禁止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
在天然水域禁止使用定置网、机动底拖网、拦河网、吸螺(蚌、蚬)、迷魂阵等渔具、捕捞方法捕捞；长江江西段水域禁止使用深水张网、插网和三层刺网捕捞。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或者宣传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
第三十五条 禁止向渔业水域、滩涂倾倒污染物、废弃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渔业水域的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因污染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损害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第五章 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完善水产品市场安全准入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养殖的指导和水产养殖投入品、产出品和产地环境的监督管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水生生物防疫、检疫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水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环节的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推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制度。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经认定、认证合格，依法取得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转让、涂改、出租。
第三十八条 水产养殖用水应当符合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养殖场所的进排水系统应当分开，养殖废水排放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养殖用水水质监测，养殖用水水质受到污染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经净化处理达到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后方可使用；污染严重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渔业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 渔用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生产，不得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
销售渔用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其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不得销售违禁药物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商品。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兽医、饲料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对渔用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监督检查。
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农业主管部门，将渔用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水产品等列入全年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计划，定期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一条 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应当建立水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
养殖者使用违禁药物生产的水产品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费用由养殖者承担。
第四十二条 渔业水域遭受突发性污染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报告。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可以发布公告，禁止在规定的期限和受污染区域内采捕水产品；情况严重时，应当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第四十三条 禁止将国家禁用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用于水产品加工、储存和运输，禁止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等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水产品上市销售。
第四十四条 从事水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经营档案，记载产品来源、供货方、产品去向等相关信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核发养殖证、捕捞许可证的；
(二)参与或者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违反规定征收、使用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等款项的；
(四)未依法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五)未依法履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造成水产品安全事故的；
(六)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投饵养殖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在江河、湖泊、水库使用无机肥、有机肥、生物复合肥等进行水产养殖的，责令改正；造成水域环境严重污染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定，未随船配备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污物收集处理等设备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时，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销售禁渔区渔获物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伪造、冒用、转让、涂改、出租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和受污染区域内采捕水产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