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条件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条件/杨亚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3:05:34 浏览: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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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条件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条件
杨亚新
举证期限，是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及审理法官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的时间要求和限制。行政诉讼中，规范举证期限的主要依据是《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被规范的当事人首先是被告，其次才是原告和第三人。
对被告举证期限的规定，主要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明确，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一条明确，未经申请和批准，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应注意在程序上把握好。
对原告和第三人举证期限，《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但《行政证据规定》第七条明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因正当事由经申请和批准可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一审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二审中提供的，不予接纳。
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可以分离，原告和第三人主要承担行为责任《行政证据规定》，被告则既要承担行为责任也要承担结果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
杨亚新
举证期限，是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及审理法官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的时间要求和限制。行政诉讼中，规范举证期限的主要依据是《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被规范的当事人首先是被告，其次才是原告和第三人。
对被告举证期限的规定，主要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明确，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一条明确，未经申请和批准，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应注意在程序上把握好。
对原告和第三人举证期限，《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但《行政证据规定》第七条明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因正当事由经申请和批准可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一审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二审中提供的，不予接纳。
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可以分离，原告和第三人主要承担行为责任《行政证据规定》，被告则既要承担行为责任也要承担结果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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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及其二者的可协调性
孙倩
内容摘要：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一定时期得到广泛支持，并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伴随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逐渐显示其不足之处，国家限制豁免理论应运而生。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个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开始变化，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法上基本人权的保护对传统国际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同样受其影响。本文将介绍国家豁免理论的演变历程及国际基本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影响和二者的协调。
关键词：国家豁免，基本人权 ， 强行法
一、人权发展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国家豁免又称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或国家主权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但主要是指一国及其财产免受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即非经一国的同意，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的扣押和强制执行 。本文仅从狭义国家豁免即司法管辖豁免来探讨国家豁免理论问题。在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18、19世纪是绝对豁免时期即一国在外国法院享有完全的豁免权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这种豁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干预和控制增强，国家经济职能不断加强，广泛参与以前通常属于私人经营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中，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的矛盾。尤其是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出现后，这些新独立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摆脱贫困,发展民族经济,大多对在本国的外国企业实施了国有化或征收措施,也导致国家与外国私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大量出现。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援引国家豁免使外国个人陷于不利地位，所以外国人或法人寻求本国法院保护的呼声增加。国家豁免的问题就必然成为一个涉及各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同时国家大规模参与商事交易也使豁免问题复杂化,争端增多,这也促使西方国家认真考虑绝对豁免的优劣。为保护本国利益，转向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的商业行为不再给予豁免。限制豁免主义强调维护个人和法人的利益，把国家行为根据性质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把国家财产根据用途分为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主张只有国家的主权行为和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才能享有豁免,而国家非主权行为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不给予豁免。所以，国家豁免理论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转变是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国际法的一个显著发展就是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新的法律分支对传统国际法的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如国际法主体等，国家豁免理论也不例外。在研究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问题时，如果忽视个人在国际法地位上的变化对国家豁免的影响，则很难真正理解其转变的原因。传统国际法被认为是专门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即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并享有根据国际法的权利而个人则不被认为具有这种国际的合法权利。他们被说成是国际法客体而不是主体，国家充其量对个人具有某些国际法律义务，而个人则被认为对他们的国籍所属国家负有义务也就是说国际法不是调整个人人权同他们国籍所属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的全部问题都被认为是属于每个国家的绝对国内管辖范畴，这一原则否定了其他国家具有为受到本国虐待的国民进行调解或干预的权利。 传统国际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很早就确立国家有义务以符合文明或正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来对待外国国民。当一国违背其国际义务侵犯外国国民的人权并产生赔偿责任时要求赔偿的权利和最终的赔偿在传统国际法理论上不是属于被损害的个人而是属于此人的国籍国。这种赔偿的权利一般是通过有关政府间的外交途径解决即其国籍国的外交保护，正因为如此国际习惯法要求权利所有国和被损害人之间具有有效的国籍联系即有效国籍原则。这一原则的消极后果是无国籍人及具有违法国籍的人就得不到保护，这与国际人权保护发展进程是不协调的因为现代国际法开始承认个人—不管他们国籍如何—应享有某些基本人权。 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人权法的巨大演变和广泛立法编纂使得个人的人权问题及人权保护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对国际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影响着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豁免理论，这种影响也必须在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 所指出：“随着人权法的发展适用于自然人的对外国人的责任法开始涉及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国家开始引用当代人权准则为基础来对其国民进行损害赔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至今，个人在国际法地位的变化及对人权保护的强调起了很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着国家豁免范围的近一步缩小。因为早期的限制豁免是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对主权行为是给予豁免的，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使得即使是国家“主权行为”如果导致侵犯基本人权也可能会被排除享有豁免。
二、人权保护与国家豁免的协调-兼对《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
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哪些国家行为可以行使管辖权？在有关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少区分国家行为的标准被提出来了如“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等等，其中“行为性质标准”是实行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中应用最广泛的标准；但“行为目的标准”并没有完全被排斥而是一般性地作为辅助性的标准，这一点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二读草案中有体现。将“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作为区分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即在国家商业行为领域是合理的；但当涉及国家侵权尤其是侵反基本人权时，此标准是不适用的是因为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无论是从行为性质还是从行为目的都是应该承担责任的行为这是由基本权作为强行法的性质决定的。当然在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不豁免与外国法院的管辖。为维护行为国国家主权及其正常国家职能的运行，仍需寻求一个可以使受害人得到救济而又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方式与标准。下面笔者将以对基本人权的强行法性质为着入点，来寻找划分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界限。
（一）、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
国际法建立在国家的同意基础上。无论是条约法的产生还是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无一例外地都说明这一点。国际常设法院在著名的“荷花号案”中指出“国际法是国家间的法律，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的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目的” 如果说国际法产生与国家间的自由意志，那么它可以被同样的意志改变。新的国际习惯或条约可以使先前条约废除或无效，然而近年来一种新的国际法规范被广泛讨论即国际强行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的条约无效；而所谓一般强制规律是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的规则。虽然对于哪些国际法规则为强行法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人权法中对基本人权保护的规范如禁止歧视和其他不人道待遇、禁止酷刑等属于强行法范畴；1970年国际法院在一判决中指出“基本人权受强行法保护，禁止酷刑也是强制国际法”。强行法必须遵守，不受国家是否同意的限制。
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当今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有两种救济的途径：一是规定个人可以在国际层面上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向某一国际性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这需要国际法赋予个人这种地位虽然理论上国际法本身并不禁止个人有这种权利，但在实践中个人除在某些区域性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中获得了个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外，没有形成普遍的规则。因此，总体来说第一中救济方式在现行国际实践中是不可性的。另一种是国家的外交保护，这种方式是个人在国家豁免主张仍盛行的时间和范围内唯一可能寻求救济的方式。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而求救与国家外交保护时，外交保护的功能发挥的如何呢？不言而喻，如果国家外交保护可以给予其本国人充分保护，那么限制豁免理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国际法中国家外交保护的行使一般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国籍原则，即只有受害人国籍国才能对其进行外交保护；二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此原则要求受害人在寻求本国外交保护时需已用尽所在国当地的救济途径。保护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义务是整个国际社会应承担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可以对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措施所以以“用尽当地救济”来限制受害人母国的外交保护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所以当一国国民向其本国寻求外交保护时其本国有决定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否给予、保护到何种程度及何时停止外交保护都是国家权利范围的事项；而且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无国籍人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些无国籍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该怎样救济呢？因此传统国际法的外交保护由于其本身存在上述弊端，它不是理想的救济方式。随着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由完全是国际法客体到在一定范围内部分地取得了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变化，个人在其基本权利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应有以自己名义求偿的权利。这种求偿权利的实现的途径就是允许受害人在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条件下在另一国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而是否构成对行为国主权损害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际法上个人的利益，现代国际法认为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国家权利并不总是一定居于优先考虑地位；二是国家豁免在国际法中已受到限制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一国法院是否可以对另一国家行为管辖的问题而是界定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分界点。本文仅从基本人权保护角度对涉及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何时豁免或不予豁免予以分析。
（二）：基本人权侵犯的性质、规模与国家豁免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此区分国家豁免与非豁免行为应依据国家侵犯基本行为的性质和其规模，本文所讨论的基本人权有不受酷刑、滥捕等保护人的完整及自由、尊严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能会通过下面两种不同的方式遭到侵犯：针对某一特定个人的或者不加区分的对一部分人如在武装冲突中。当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加区分地对待某些人时，国家这种践踏人权的行径同时会违反其他国际法原则，因此这种侵犯人权方式产生的效果由其违反其他国际法律原则的行为吸收。比如说在武装冲突中国家违反战争法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事发生时，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责任被违反战争法的责任吸收。虽然这两种侵犯人权的方式都会伤害到个人，但由于前一种方式即针对特定个人时对人身的损害是可以控制和估算的，所以可以个别地通过国内诉讼的程序获得赔偿此时侵权国不能援用国家豁免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像国家商业行为不能援引豁免一样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还会促使国家限制此类行为再发生。在当今缺乏普遍有效国际诉讼程序的情况下，通过国内诉讼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然而后一种大规模不加区分地侵犯人权的后果无法估算，它可能会使成千上百万的人遭受各种损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提起赔偿诉讼国家就应有豁免于外国法院管辖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可能会超出一国经济承担能力最终其国家主权和职能的正常行使，而且没有任何一国法院能承担如此重任这时追究国家责任的方式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机制或由相关国家通过某种可行的办法解决。
对国际人权法与国家豁免之间的协调也就是因此对相关方利益的再平衡。绝对豁免原则仅仅承认国家的利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然而当个人及其利益需要考虑时，绝对豁免原则就显露出了其不足之处。如果“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意味着一国法院不能对另一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那么限制豁免原则在一定范围内表述了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可能。只有当一国法院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侵犯了该国的主权时，援引国家豁免才具有其合理性。在国家实践中主要有两种途径来限制国家豁免，一种是严格区分“统治权行为”和“管辖权行为”，据此国家豁免原则只适用于前一类行为，而不及于后一类行为。另一种认为如果一国国家行为与法院地国有充分的领土联系，则该国家行为不得主张豁免。如国际法委员会二读草案《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2条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条款中指出，如果该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而且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则不得对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援引国家豁免。 这两种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主要用于国家商业行为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由于基本人权是强行法所保护的权利，所以上述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不适用于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领域 。目前各国对人权保护的水准不同，对基本人权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此应通过国际性的加以条约规定。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法委员会1991年《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条款草案》中增加“关于国家侵犯基本人权方面限制国家豁免的条款 ”，是必要的。本条款应规定如下：
一个外国国家的下列行为不得在法院地国主张管辖豁免
A：如果一国国家行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或其作为及不作为侵犯国际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如禁止酷刑等
1：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其针对的个人伤害或死亡或
2：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而该国没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意图。或
3：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不是发生在国家武装冲突中
B：除上述A第1种情况外，国家可以在另一国主张国家豁免：
1：如果外国法院对该国的诉讼管辖将导致在法院地或第三国产生难以预见的对该国的类似诉讼并将影响国家公共职能的行使。或
2：该国已将有关诉讼提交有管辖权的国际组织或更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
Abstract: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now stands as a customary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com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also expressed by the phrase “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 Whi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law, th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has changed and also brings about challenge to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give some opinions on how to balance state immun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参考书目
梁淑英《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梁淑英主编《国际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詹宁斯 ．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海德《国际法：主要依照美国的解释和应用》，1947年，第1卷，
黄惠康、黄进编著《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亨金，普格等《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80年英文版
《意大利司法文集》1986年第1卷
转引：杨力军《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几个问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龚刃韧著《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王铁崖，田如宣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国际人权法概论》[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潘维煌、顾世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刘家琛主编、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1989年2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8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2年5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三）》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设，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和促进自治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要听取和反映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密切联系人民代表，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和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农牧业委员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设立的其他工作机构。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举行会议和印发文件时，通用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职权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要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常务委员会要保证自治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批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
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自治区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
决定授予自治区级的荣誉称号。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监督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一）实施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实施自治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的情况；
（二）执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三）执行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情况；
（四）办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案及人民代表的建议和意见的情况。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撤销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和命令；撤销设区的市和盟辖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决定任免个别自治区副主席的职务；决定自治区主席、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决定接受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决定撤销个别自治区副主席和由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主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九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自治区出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罢免个别代表，接受个别代表的辞职。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自治区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常务委员会指导旗县级和苏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十二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务委员会许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法制委员会，以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工作。
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补充任命。
有关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根据需要，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自治区主席或者副主席、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副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和有关机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二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案，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有关工作委员会审查后，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说明并审议后，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八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九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交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研究处理。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应分别交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组织实施。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
第四章 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主任会议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秘书长协助主任工作。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主任会议由主任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三十七条 主任会议的职责：
（一）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
（二）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四）对提出的质询案，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五）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草案；
（六）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属委、厅、局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题工作汇报；
（七）听取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的汇报；
（八）决定组织视察或者特定问题调查；
（九）决定办公厅和委员会的重要事项；
（十）处理常务委员会授权的事项和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十八条 根据主任会议议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和办公厅、工作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列席会议。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任委托副主任可以召集主任办公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
第五章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四十一条 秘书长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
（二）负责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决定事项的督促、检查工作；
（三）提出提请主任会议讨论事项的方案；
（四）阅批重要文电，处理重要来信来访；
（五）负责同有关方面的联系、协调工作；
（六）负责专门委员会、办公厅、各工作委员会相互间的工作协调；
（七）处理主任、主任会议交办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 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会议，研究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秘书长会议由秘书长主持。根据需要，办公厅、工作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可以参加会议。
第六章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四十三条 办公厅设主任、副主任，由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四十四条 办公厅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其他会议的服务工作；
（二）负责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秘书长会议议定事项的督促检查，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
（三）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公文处理、档案资料管理、办公自动化管理和保密工作；
（四）负责人大工作理论研究，起草综合性文稿，调查研究和信息工作；
（五）起草、组织起草和修改有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负责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的综合协调；
（六）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宣传；
（七）负责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承办人民群众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国家工作人员控告、申诉的具体工作；
（八）负责同设区的市、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盟工作委员会的联系；
（九）负责常务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
（十）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人事、干部培训和机关外事工作；
（十一）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
（十二)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十三）承办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和秘书长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五条 办公厅厅务会议由办公厅主任主持，研究处理办公厅的日常工作。
第七章 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各工作委员会由主任和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组成。委员会由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四十七条 各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办理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议案，并提出报告；
（二）编制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草案；
（三）起草、组织起草和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审查报请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四）负责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统一审议的具体工作；
（五）负责常务委员会审查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自治区财政预算部分变更以及财政决算的具体工作；
（六）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实施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执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提出报告；
（七）负责承办常务委员会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视察、评议等事项的具体工作；
（八）负责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对自治区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提出审查建议；
（九）负责承办常务委员会有关人事任免、代表工作和选举工作的具体事项；
（十）围绕常务委员会立法、监督、人事任免和决定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十一）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十二）负责地方性法规解释和法律、法规适用问题的询问、答复；
（十三）承办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八条 工作委员会会议由委员会主任主持，研究处理委员会的重要工作。
第八章 联系代表和视察工作
第四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发挥代表的作用。
常务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联系在自治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十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听取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对重大问题，要组织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第五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组织代表进行多种形式的视察活动。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并提出报告。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同设区的市、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盟工作委员会的联系，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孙倩
内容摘要：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一定时期得到广泛支持，并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伴随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逐渐显示其不足之处，国家限制豁免理论应运而生。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个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开始变化，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法上基本人权的保护对传统国际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同样受其影响。本文将介绍国家豁免理论的演变历程及国际基本人权保护对国家豁免理论影响和二者的协调。
关键词：国家豁免，基本人权 ， 强行法
一、人权发展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国家豁免又称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或国家主权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但主要是指一国及其财产免受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即非经一国的同意，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的扣押和强制执行 。本文仅从狭义国家豁免即司法管辖豁免来探讨国家豁免理论问题。在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18、19世纪是绝对豁免时期即一国在外国法院享有完全的豁免权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这种豁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干预和控制增强，国家经济职能不断加强，广泛参与以前通常属于私人经营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中，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的矛盾。尤其是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出现后，这些新独立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摆脱贫困,发展民族经济,大多对在本国的外国企业实施了国有化或征收措施,也导致国家与外国私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大量出现。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援引国家豁免使外国个人陷于不利地位，所以外国人或法人寻求本国法院保护的呼声增加。国家豁免的问题就必然成为一个涉及各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同时国家大规模参与商事交易也使豁免问题复杂化,争端增多,这也促使西方国家认真考虑绝对豁免的优劣。为保护本国利益，转向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的商业行为不再给予豁免。限制豁免主义强调维护个人和法人的利益，把国家行为根据性质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把国家财产根据用途分为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主张只有国家的主权行为和用于政府事务的财产才能享有豁免,而国家非主权行为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不给予豁免。所以，国家豁免理论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转变是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国际法的一个显著发展就是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新的法律分支对传统国际法的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如国际法主体等，国家豁免理论也不例外。在研究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问题时，如果忽视个人在国际法地位上的变化对国家豁免的影响，则很难真正理解其转变的原因。传统国际法被认为是专门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即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并享有根据国际法的权利而个人则不被认为具有这种国际的合法权利。他们被说成是国际法客体而不是主体，国家充其量对个人具有某些国际法律义务，而个人则被认为对他们的国籍所属国家负有义务也就是说国际法不是调整个人人权同他们国籍所属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的全部问题都被认为是属于每个国家的绝对国内管辖范畴，这一原则否定了其他国家具有为受到本国虐待的国民进行调解或干预的权利。 传统国际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很早就确立国家有义务以符合文明或正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来对待外国国民。当一国违背其国际义务侵犯外国国民的人权并产生赔偿责任时要求赔偿的权利和最终的赔偿在传统国际法理论上不是属于被损害的个人而是属于此人的国籍国。这种赔偿的权利一般是通过有关政府间的外交途径解决即其国籍国的外交保护，正因为如此国际习惯法要求权利所有国和被损害人之间具有有效的国籍联系即有效国籍原则。这一原则的消极后果是无国籍人及具有违法国籍的人就得不到保护，这与国际人权保护发展进程是不协调的因为现代国际法开始承认个人—不管他们国籍如何—应享有某些基本人权。 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人权法的巨大演变和广泛立法编纂使得个人的人权问题及人权保护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对国际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影响着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豁免理论，这种影响也必须在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 所指出：“随着人权法的发展适用于自然人的对外国人的责任法开始涉及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国家开始引用当代人权准则为基础来对其国民进行损害赔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至今，个人在国际法地位的变化及对人权保护的强调起了很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着国家豁免范围的近一步缩小。因为早期的限制豁免是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对主权行为是给予豁免的，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使得即使是国家“主权行为”如果导致侵犯基本人权也可能会被排除享有豁免。
二、人权保护与国家豁免的协调-兼对《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
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哪些国家行为可以行使管辖权？在有关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少区分国家行为的标准被提出来了如“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等等，其中“行为性质标准”是实行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中应用最广泛的标准；但“行为目的标准”并没有完全被排斥而是一般性地作为辅助性的标准，这一点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二读草案中有体现。将“行为性质标准”或“行为目的标准”作为区分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即在国家商业行为领域是合理的；但当涉及国家侵权尤其是侵反基本人权时，此标准是不适用的是因为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无论是从行为性质还是从行为目的都是应该承担责任的行为这是由基本权作为强行法的性质决定的。当然在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不豁免与外国法院的管辖。为维护行为国国家主权及其正常国家职能的运行，仍需寻求一个可以使受害人得到救济而又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方式与标准。下面笔者将以对基本人权的强行法性质为着入点，来寻找划分当国家行为侵犯基本人权时国家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界限。
（一）、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
国际法建立在国家的同意基础上。无论是条约法的产生还是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无一例外地都说明这一点。国际常设法院在著名的“荷花号案”中指出“国际法是国家间的法律，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的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目的” 如果说国际法产生与国家间的自由意志，那么它可以被同样的意志改变。新的国际习惯或条约可以使先前条约废除或无效，然而近年来一种新的国际法规范被广泛讨论即国际强行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的条约无效；而所谓一般强制规律是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的规则。虽然对于哪些国际法规则为强行法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人权法中对基本人权保护的规范如禁止歧视和其他不人道待遇、禁止酷刑等属于强行法范畴；1970年国际法院在一判决中指出“基本人权受强行法保护，禁止酷刑也是强制国际法”。强行法必须遵守，不受国家是否同意的限制。
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当今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有两种救济的途径：一是规定个人可以在国际层面上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向某一国际性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这需要国际法赋予个人这种地位虽然理论上国际法本身并不禁止个人有这种权利，但在实践中个人除在某些区域性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中获得了个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外，没有形成普遍的规则。因此，总体来说第一中救济方式在现行国际实践中是不可性的。另一种是国家的外交保护，这种方式是个人在国家豁免主张仍盛行的时间和范围内唯一可能寻求救济的方式。在个人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而求救与国家外交保护时，外交保护的功能发挥的如何呢？不言而喻，如果国家外交保护可以给予其本国人充分保护，那么限制豁免理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国际法中国家外交保护的行使一般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国籍原则，即只有受害人国籍国才能对其进行外交保护；二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此原则要求受害人在寻求本国外交保护时需已用尽所在国当地的救济途径。保护基本人权作为国际强行法义务是整个国际社会应承担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可以对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措施所以以“用尽当地救济”来限制受害人母国的外交保护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所以当一国国民向其本国寻求外交保护时其本国有决定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否给予、保护到何种程度及何时停止外交保护都是国家权利范围的事项；而且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无国籍人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些无国籍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该怎样救济呢？因此传统国际法的外交保护由于其本身存在上述弊端，它不是理想的救济方式。随着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由完全是国际法客体到在一定范围内部分地取得了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变化，个人在其基本权利遭到国家行为侵犯时应有以自己名义求偿的权利。这种求偿权利的实现的途径就是允许受害人在不损害行为国主权的条件下在另一国法院提起针对该行为的诉讼。而是否构成对行为国主权损害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际法上个人的利益，现代国际法认为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国家权利并不总是一定居于优先考虑地位；二是国家豁免在国际法中已受到限制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一国法院是否可以对另一国家行为管辖的问题而是界定豁免行为与非豁免行为的分界点。本文仅从基本人权保护角度对涉及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何时豁免或不予豁免予以分析。
（二）：基本人权侵犯的性质、规模与国家豁免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此区分国家豁免与非豁免行为应依据国家侵犯基本行为的性质和其规模，本文所讨论的基本人权有不受酷刑、滥捕等保护人的完整及自由、尊严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能会通过下面两种不同的方式遭到侵犯：针对某一特定个人的或者不加区分的对一部分人如在武装冲突中。当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加区分地对待某些人时，国家这种践踏人权的行径同时会违反其他国际法原则，因此这种侵犯人权方式产生的效果由其违反其他国际法律原则的行为吸收。比如说在武装冲突中国家违反战争法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事发生时，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责任被违反战争法的责任吸收。虽然这两种侵犯人权的方式都会伤害到个人，但由于前一种方式即针对特定个人时对人身的损害是可以控制和估算的，所以可以个别地通过国内诉讼的程序获得赔偿此时侵权国不能援用国家豁免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像国家商业行为不能援引豁免一样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还会促使国家限制此类行为再发生。在当今缺乏普遍有效国际诉讼程序的情况下，通过国内诉讼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然而后一种大规模不加区分地侵犯人权的后果无法估算，它可能会使成千上百万的人遭受各种损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提起赔偿诉讼国家就应有豁免于外国法院管辖的权利；因为这种诉讼可能会超出一国经济承担能力最终其国家主权和职能的正常行使，而且没有任何一国法院能承担如此重任这时追究国家责任的方式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机制或由相关国家通过某种可行的办法解决。
对国际人权法与国家豁免之间的协调也就是因此对相关方利益的再平衡。绝对豁免原则仅仅承认国家的利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然而当个人及其利益需要考虑时，绝对豁免原则就显露出了其不足之处。如果“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意味着一国法院不能对另一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那么限制豁免原则在一定范围内表述了一国法院对另一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可能。只有当一国法院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侵犯了该国的主权时，援引国家豁免才具有其合理性。在国家实践中主要有两种途径来限制国家豁免，一种是严格区分“统治权行为”和“管辖权行为”，据此国家豁免原则只适用于前一类行为，而不及于后一类行为。另一种认为如果一国国家行为与法院地国有充分的领土联系，则该国家行为不得主张豁免。如国际法委员会二读草案《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2条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条款中指出，如果该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而且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则不得对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援引国家豁免。 这两种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主要用于国家商业行为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由于基本人权是强行法所保护的权利，所以上述限制国家豁免的途径不适用于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领域 。目前各国对人权保护的水准不同，对基本人权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此应通过国际性的加以条约规定。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法委员会1991年《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条款草案》中增加“关于国家侵犯基本人权方面限制国家豁免的条款 ”，是必要的。本条款应规定如下：
一个外国国家的下列行为不得在法院地国主张管辖豁免
A：如果一国国家行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或其作为及不作为侵犯国际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如禁止酷刑等
1：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其针对的个人伤害或死亡或
2：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而该国没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意图。或
3：如果外国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个人伤害或死亡不是发生在国家武装冲突中
B：除上述A第1种情况外，国家可以在另一国主张国家豁免：
1：如果外国法院对该国的诉讼管辖将导致在法院地或第三国产生难以预见的对该国的类似诉讼并将影响国家公共职能的行使。或
2：该国已将有关诉讼提交有管辖权的国际组织或更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
Abstract: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now stands as a customary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com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also expressed by the phrase “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 Whi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law, th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has changed and also brings about challenge to 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give some opinions on how to balance state immun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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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1989年2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8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2年5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三）》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设，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和促进自治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要听取和反映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密切联系人民代表，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和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农牧业委员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设立的其他工作机构。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举行会议和印发文件时，通用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职权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要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常务委员会要保证自治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批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
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自治区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
决定授予自治区级的荣誉称号。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监督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一）实施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实施自治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的情况；
（二）执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三）执行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情况；
（四）办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案及人民代表的建议和意见的情况。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撤销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和命令；撤销设区的市和盟辖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决定任免个别自治区副主席的职务；决定自治区主席、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决定接受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决定撤销个别自治区副主席和由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主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九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自治区出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罢免个别代表，接受个别代表的辞职。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自治区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常务委员会指导旗县级和苏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十二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务委员会许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法制委员会，以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工作。
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补充任命。
有关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根据需要，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自治区主席或者副主席、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副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和有关机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二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案，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有关工作委员会审查后，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说明并审议后，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八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九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交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研究处理。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应分别交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组织实施。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
第四章 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主任会议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秘书长协助主任工作。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主任会议由主任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三十七条 主任会议的职责：
（一）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
（二）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四）对提出的质询案，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五）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草案；
（六）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属委、厅、局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题工作汇报；
（七）听取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的汇报；
（八）决定组织视察或者特定问题调查；
（九）决定办公厅和委员会的重要事项；
（十）处理常务委员会授权的事项和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十八条 根据主任会议议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和办公厅、工作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列席会议。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任委托副主任可以召集主任办公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
第五章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四十一条 秘书长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
（二）负责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决定事项的督促、检查工作；
（三）提出提请主任会议讨论事项的方案；
（四）阅批重要文电，处理重要来信来访；
（五）负责同有关方面的联系、协调工作；
（六）负责专门委员会、办公厅、各工作委员会相互间的工作协调；
（七）处理主任、主任会议交办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 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会议，研究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秘书长会议由秘书长主持。根据需要，办公厅、工作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可以参加会议。
第六章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四十三条 办公厅设主任、副主任，由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四十四条 办公厅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其他会议的服务工作；
（二）负责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秘书长会议议定事项的督促检查，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
（三）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公文处理、档案资料管理、办公自动化管理和保密工作；
（四）负责人大工作理论研究，起草综合性文稿，调查研究和信息工作；
（五）起草、组织起草和修改有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负责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的综合协调；
（六）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宣传；
（七）负责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承办人民群众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国家工作人员控告、申诉的具体工作；
（八）负责同设区的市、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盟工作委员会的联系；
（九）负责常务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
（十）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人事、干部培训和机关外事工作；
（十一）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
（十二)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十三）承办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和秘书长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五条 办公厅厅务会议由办公厅主任主持，研究处理办公厅的日常工作。
第七章 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各工作委员会由主任和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组成。委员会由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四十七条 各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办理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议案，并提出报告；
（二）编制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草案；
（三）起草、组织起草和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审查报请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四）负责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统一审议的具体工作；
（五）负责常务委员会审查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自治区财政预算部分变更以及财政决算的具体工作；
（六）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实施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执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提出报告；
（七）负责承办常务委员会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视察、评议等事项的具体工作；
（八）负责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对自治区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提出审查建议；
（九）负责承办常务委员会有关人事任免、代表工作和选举工作的具体事项；
（十）围绕常务委员会立法、监督、人事任免和决定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十一）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十二）负责地方性法规解释和法律、法规适用问题的询问、答复；
（十三）承办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八条 工作委员会会议由委员会主任主持，研究处理委员会的重要工作。
第八章 联系代表和视察工作
第四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发挥代表的作用。
常务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联系在自治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十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听取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对重大问题，要组织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第五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组织代表进行多种形式的视察活动。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并提出报告。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同设区的市、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盟工作委员会的联系，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